近日，我读到哲学家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从一则相声段子看国人的思维方式》，很有兴味。我们听相声通常是为了找乐儿，而邓教授则从中研究国人在思维上的逻辑缺陷。他说，中国人并非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他引用的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

　　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

　　甲：我家的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

　　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

　　甲：和尚吹的那个笙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

　　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儿，所以就响。

　　甲：竹子编的，有眼儿，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儿，它为什么不响？

　　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

　　甲：那唱戏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

　　……

　　甲：泡泡糖为什么响？

　　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

　　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

　　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

　　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柏杨的一本书中有一段医生和病人的对话，也是诡辩的华彩乐段：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孙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

　　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王蒙先生也曾经塑造了一个“雄辩症患者”的形象，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忍痛割爱了。

　　邓晓芒教授说，由于缺乏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人辩论中，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给一个事物下定义，凭感觉定一个意思，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甚至不知所云。对此，邓教授还给国人开出了药方：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第三是综观能力。

　　邓晓芒教授是一脸严肃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则是嬉皮笑脸地强化问题，欣赏问题，也就是说，是在幽默操作的层面上，揭示诡辩这种修辞方法的奥妙，欣赏这种“胡搅蛮缠”之美。这里的“胡搅蛮缠”，就是讲歪理的艺术。这个歪理，如果不着边际，也就无趣了。它必须具有似是而非的迷惑性。你想批驳还真有点难度，因为若非有总体上的清醒把握，就找不到准确的切入点，且很容易被歪理“绕进去”。诡辩常用的手法，是利用字词的多义性特点，故意模糊歧义词中的各个义项之间的不同，混淆不同事物的界限，用偷换概念和歪曲论题等手段，把讨论引入歧途，造成混乱。

　　关于讲歪理也就是诡辩的幽默，还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说的，诡辩者逻辑混乱，说起来信马由缰，不着边际，其实是破绽百出，不难识破。这是属于降格型幽默。另一类是故作诡辩状，道理对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幽默的操作者能以机智的思维，出奇的刁钻角度，赢得大家的赞叹。这就是升格型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