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史，意外发现一则“大商无算”的史料。

　　清代同治元年（1862），瑞蚨祥创建于山东济南，主要经营绸缎、呢绒、棉布、皮货及服饰制作。1876年，年仅25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雒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大栅栏，不日即冠于业界。

　　1900年6月16日，庚子之变，一把大火烧毁了大栅栏街内数千家铺户民宅，殃及瑞蚨祥，其库存丝绸布匹和来往账目全部化为灰烬。大火刚灭，孟雒川率先在废墟上支起帐篷，宣布继续经营，还贴出告示：“凡本店所欠客户的款项一律奉还，凡客户所欠本店的款项一律勾销，本店永不歇业！”孟雒川这一主动让利的举措，实际上是延续了常年践履的“诚信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很快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欠款的客户纷纷介绍亲朋好友成为瑞蚨祥的忠实顾客。

　　晚年，孟雒川携儿登泰山，儿问：“父亲，您这一生的经商之道是什么？”孟雒川站在东岳之巅沉思良久，出人意料地说了四个字：“大商无算！”宏大的商道讲究的是商业价值观，不会去算计如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代儒商正是凭借宁愿吃亏也不愿失去仁义、诚信的“无算”，才成为实至名归的“大商”。孟雒川“诚信至上”的经营思想，堪为一笔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遗产。

　　常识告诉人们：就商家而言，诚信作为一种行为道德，首先是用来规范自己的经营理念、约束自己的经营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称之为“内在道德律”，并将它与“天上的星星”（自然法则）同列为“人生敬畏”的两大主题。孟雒川“大商无算”的经营思想凸显了“诚信至上”的要旨，是其从商“敬畏”“内在道德律”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诚信是成熟市场的基本标志，是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信用就是金钱”理念，揭示了诚信对于市场交易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前，德国巴比纳信托行专为顾客保管贵重财物。战争爆发，人们纷纷把财物取走逃难，连老板也打点细软逃之夭夭。雇员西亚留下清点账目时，意外发现一位叫莱格的顾客还留有一颗价值50亿马克的红宝石未取走。西亚将红宝石和所有托管文件放入小盒子随身携带。不日，信托行一带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老板在战乱中死去，信托行也不复存在了。但西亚却始终妥善保管着红宝石，即使在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带着3个孩子贫苦度日也不存非分之想。1978年，当地政府成立战争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二战遗物，西亚便将红宝石和信托行账目拿了出来。经过政府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莱格的孙子道尔。道尔为表谢意，欲将红宝石卖了分一半钱给西亚，被婉拒，说只收取这些年的保管费。西亚的事迹上了报纸，人们被她的诚信所感动，几家大型信托公司邀她出任荣誉总裁，均被谢绝。

　　西亚去世后，几家公司找到她的儿子克里斯，要求买断西亚的名字命名信托公司。经过竞标，柏拉图信托公司以80亿马克的天价获取了西亚的冠名权。柏拉图信托公司总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它代表的是一种企业精神，一种价比红宝石的诚信，花80亿买到这个荣誉，值！”旋即，柏拉图信托公司易名“西亚信托公司”，交易量持续飙升，诚信创造了价值。

　　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以儒、释（佛）、道三家为骨架。这三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但在“诚信”一说上乃是揆一的。如儒家历来将“诚信”作为重要信条。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国不立。他把“信”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视其为治国的重要条件。释家亦然，佛教的十戒均以“诚信”为宗旨：“发言行事，苟无诚信，则湖海衲子（即信众），孰相从焉？”佛家还认为“诚信”乃是修行解脱的具体体现，如佛经所言：“人有诚信之心，可自得度（到彼岸）。”道家更是把“诚信”奉为美德：言善信（言以信为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有诚信的言语不动听，动听的言语不诚信）。由此可见，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所在，更是构建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从商当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