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比喻“翻译之难”的话，“翻译家都是叛徒”。绝对了吧？但“叛徒”翻译家，还挺多。

　　不说别的，只看人名翻译，多么地叛逆和五花八门。

　　特朗普这个大名，近年在中国媒体现身，数以万次了。特朗普，英文为Trump，是他的姓，人们一般不说他全名唐纳德·约翰·特朗普（DonaldJohnTrump），而直呼其姓特朗普（Trump）——这是说英语人的习惯叫法。

　　自打此人当上美国总统，咱国对他名字的正统翻译，是“特朗普”；而时尚媒体和摩登青年，却叫他“川普”。从汉字、从中国人对人之称呼的习惯看，要么似乎特朗普这个人别名川普，或者表字叫川普；要么特朗普和川普，是不同的两个人。可“他们”明明是一个人——如此不同的两个名字，在媒体混搭着，除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谁也不怀疑“他们”是同一人。

　　其实按发音，特朗普应该像那位斯诺克天才少年一样，被译为“特鲁姆普”（T-ru-m-p）。

　　总统之名而被乱译的，还有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Waldheim），他后来当过联合国秘书长，大名鼎鼎——他被译为“华德翰”，正如俄国大作家果戈里（Гоголь）早期被译为“郭格儿”一样——它们都像中国人的名字。

　　Shirley是好莱坞一个童星的艳名，一般译为“雪莉”，“莉”有草字头，够女性化了，译者犹嫌不足，干脆给她起了个土气而艳美的中国村姑名儿“秀兰”——秀丽的兰花。她姓邓波尔（Temple），这“邓秀兰”就和玛丽莲·梦露一样，在中国大红大紫起来。

　　七八十岁的老者，或许看过苏联电影《夏伯阳》，片中主人公夏伯阳，是苏联红军英雄和优秀指挥员。其实他叫恰巴耶夫（Чапаев）。翻译家可能觉得“夏伯阳”与“恰巴耶夫”的发音轮廓听起来差不多，中国人乐于接受，就叫他“夏伯阳”了。

　　写了旷世杰作《悲惨世界》的雨果（hugo），早期被译为怪怪的“嚣俄”，见马君武《译嚣俄重展旧时恋书之作》；有个不知其名的好玩翻译家，又把雨果译成“虞哥”，就像咱们叫“王哥”“李哥”那样亲切——是不是有点儿攀附和暧昧意味？《罗密欧与朱丽叶》，今人都这么写莎翁的这部名剧。

　　罗密欧（Romeo）与朱丽叶（Juliet）是两个人名，大诗人卞之琳和大剧作家曹禺，却把这俩人名字译成“柔蜜欧”与“幽丽叶”——没人怪两位大师，但后来的翻译没得说，不管罗家少爷还是朱家小姐之名，都更接近原音。

　　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诗人金斯伯格(Ginsberg)，又被人译为”金斯堡”——显然这个“堡”是断了尾巴的，不过摩登译者就是要拆“格”而修“堡”的，透着别具一“格”呀。

　　《红与黑》的作者Stendhal，看名字原文，明明译为“斯丹达尔”更妥，他却以“司汤达”名扬中国，奇了。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Malinowski，汉译马林诺夫斯基，但很多翻译家愣把人家名中的w贪污掉，译成“马林诺斯基”，是为了节约用字吗？

　　鲁迅批判过，中国人在翻译外国人名上，反映出陈腐的观念和习气——主张男女平等的人，偏偏喜欢用亮艳字眼来译外国女人的名字，比如加草头、女旁、丝旁等等。赵丽蓉说的“波姬·小丝”，还记得吗？

　　人名乱译之因很多，鲁迅所说只是非重要一面。总得有个规矩约束，别让翻译家和媒体太过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使译名统一起来，以利人们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