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夜大学

　　大凡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憧憬。我的憧憬是“大学梦”。

　　我从无“书香门第”的优越感。祖辈是白丁，母亲也是文盲，父亲在抗战那年从家乡慈溪来到上海，读了高小便辍学做起了小生意。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能在家门出个大学生。

　　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似乎就走到了尽头，我的知识教育定格在初中二年级，大学梦也就成了海市蜃楼般的虚无缥缈。17岁那年，我进了一家纺织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虽然搬运工的工作甚是辛苦，但是，我还是在残缺不全的碎片化阅读中寻找自己的理性，靠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涉过了早年文学追求的河流。我几乎是绕过了童话，直抵历史、文学、哲学，陷入了一种杂乱无序的阅读境地，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华夏大地，使我再度萌发大学梦。鉴于家庭贫寒不能放弃工作，我错失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良机，于1980年进入华东师大第一届中文系夜大学，终于圆了大学梦，还获得了学士学位。

　　夜大学期间，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华东师大都配置了强大的教师资源。五年寒窗，我不断完善着自己的知识结构，文学修养得以提升。一经文史“充电”，我把主攻方向转入研读中国现代文学。改革开放使这个领域不断开禁，思想活跃，我与人合著《林语堂散文赏析》一书，参与编撰《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20世纪新诗鉴赏》，发表了《鲁迅论苏俄“同路人”及其文学》《茅盾与“革命文学论争”》《“左联”时期的“拉普”思潮影响》《论“七月诗派”的抒情艺术》《论太阳社的文学创作》等论文，还在披览现代文史资料时相继发现了老舍、叶圣陶、蒋光慈、阿英、丰子恺等人的佚文，钩沉披露之，备受学术界关注。

　　夜大学生涯令我重新扬起了人生风帆。毕业后，我即跳槽去了刚恢复组建不久的上海市司法局；三年后，即1988年被调任《上海法制报》副总编辑。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新闻工作的“短平快”令我没有坐冷板凳的时间，当然也就没有“耐得寂寞”的雅趣，现代文学的研读只得“割爱”，代之以“千字文”的写作，或短论，或时评，或按语，或社论，继而进入杂文、时评创作。

　　我跨入新闻工作的门槛，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刚走完第一个10年。那时，我国社会发展总的态势是：革故鼎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界空前解放，舆论界空前活跃。这一态势不仅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言论环境，还向世人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考量、思索、探讨、解答的话题。我，一名新闻界的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说，视角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相，把笔触指向一切妨碍社会改革的时弊，移情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杂文、时评写作。

　　作为一名杂文界的新秀，我是极为幸运的。在我的杂文创作道路上，初试牛刀便有不凡的创作实绩，离不开郑拾风、冯英子、刘金、何满子、邓伟志等杂文界前辈的鼎力相助和悉心指导，他们对我犹如老燕护雏、老牛舔犊，凝聚了几多精力，几多汗水，几多心血！自2007年我被聘为东方网特约评论员以来，杂文、时评创作更是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每年发表逾百篇。

　　虽说我离开夜大学生涯已35年，但每每回首，总是难以忘怀那段沉潜学海的岁月，那些“授人以渔”的教师，那个给我人生带来转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