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严肃点儿

　　北京规定，又禁放烟花爆竹了，挺好。

　　回想，尽管雾霾重重，2005年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仍在所谓“民意”裹挟之下，将过去难得的“禁放”改为“限放”。所谓“限放”，既“禁”且“放”，主旨为“开禁”。

　　据说过去的“禁”不好执行。那么“限”也是一种“禁”，二者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由此可以断定，“限”即“半禁”，“民意”未必完全点赞，也是很难执行的。

　　从执法难度看：过去禁放时10万人上街“执法”，鞭炮照响。“限放”以后，当然还要“执法”，且管的范围更大了，又需要多少人呢？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总不能派100万人管放鞭炮吧。如临大敌，过啥节呢？逮住不遵守规定者重罚之，也不灵。别说不好逮，便是逮着了，大款中款有的是，为找乐，不怕罚；万一逮个低收入者，要命一条，要钱没有。

　　从观念看：既然认可燃放烟花爆竹是尊崇“传统”，给生民以欢乐，则子夜正是欢乐高潮时，而所谓“限放”之“限”，难免使“传统”大减其色，令“欢乐”大打折扣。君不见国外的“狂欢节”，才叫尽兴呢。不尽兴，宁可无！前瞻后顾，缩手缩脚，战战兢兢，还要盯着钟表在规定时段玩儿，有啥劲头？

　　所以“限放”和“开禁”，几乎无异——凡是“禁放”的难题，“限放”都没有解决，其弊端也许比“全面开禁”更多。既如此，当然仍须“禁放”。当今，禁放绝对是一个进步——哪怕暂时执行艰难，坚持下去，总会聊有成效，并使人们逐渐适应文明过节而自觉放弃陋习。咱们当时为什么要在“开禁”的所谓“民意”声中退却呢？

　　好吧，就说说“民意”。

　　你说“开禁”是“民意”，我说“反开禁”更是“民意”——哪怕是少数人的心意，可它代表进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一些人放炮欢乐，可这“欢乐”噪音和火药废气尘埃，影响公共领域，损害他人身心健康，或可等于人身侵犯。如此，这些人便将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人们不放炮，还可以找到更加现代的欢乐方式；而放炮，对于反对放炮者来说，除了耳鼻眼舌身等感应器官彻底麻痹，也只能强忍着精神的折磨了。而反对放炮，除了抑制噪音和污染，对于放炮者并无丝毫损害。梁实秋对“德行”有一个妙喻，说一个人打呵欠，也不要旁若无人，“把口里的獠牙显露出来”，因为“那样子不免吓人”。一些人大放其炮而罔顾他人，文明吗？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公平的。要之，将一个高级精神活动——快乐，仅仅寄托于没有实际意义的烟花色彩响声带来的感官刺激，不时还搭上肢体和性命，这快乐，恐怕既不高级，也有限得很。难道因放炮而烧毁财物，也可给某些人带来快乐？

　　什么叫“继承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中华好传统，诸如诚信、廉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民族精神，才值得传承。至于风俗，一移弊二易性，连咱们老祖宗都懂。世间损害人身心的脏乱，已经够多，而每年春节，北京市区便产生几千吨爆竹垃圾，真可谓脏上加脏，乱里添乱。

　　一个巡回来了：禁！有关方面，又一次觉悟了。但愿，别再一次为某些人的“民意”所打败而再度“开禁”。所谓禁也然，限也然，不行再禁，“民意”反对再限……像什么话呢？法规不是儿戏，何能如此其软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