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起那自制的油画箱

　　我的艺术历程是1956年开始的，一位美术干部到建筑工地开讲美术课，工人们端着钵头，蹲着一边吃饭一边听课。那时，我刚从泥水学徒转为技工、意气风发，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在这位艺术缪斯的感染下，我调整了个人业余兴趣：从天文学转到了绘画艺术。

　　接受我这个“三行仔”的艺术群体是广州青年文艺宫美术组，一群因家庭问题考不上美院的艺术发烧友和个别工人、学生组成这个团队。活动是自发式的。

　　星期天，大伙背着自制的油画箱，哼着流行歌曲《小路》《海港之夜》到白云山麓湖或是珠江滨江写生。以后，我开始从苏联的《星火》杂志里接触到列维坦、谢罗夫或柯罗文的艺术；在广州美术馆的西方油画复制品展览里，我们像一群饿狼似地留连在莫奈的印象派作品周围。

　　我们是群美术学院外的艺术“野生动物”。不受约束，没有框框，时而追求灰调子，时而印象派，时而高更、塞尚，跟着自己的艺术感觉走。美院批判“封资修”时，我们正为梵高先生喝彩，那时只是享受玩艺术的过程，没有幻想成家成名……后来有人称这一批常常流连在麓湖边的油画发烧友为“麓湖画派”。这伙艺术青年的领袖是大伙称之为“老辣”的赵文楚，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人，因为父亲是香港海员这个“海外关系”而考不上美院，他画画时深思熟虑，每一组色块，每一个笔触都恰到好处，他因为看过一本从欧洲带回来的梵高画册后过分激动而失眠了三个晚上。因为这个“画派”的成员都是没有收入的穷光蛋，所以，月入60多元的我成了“资产者”，包揽了午餐和车费的开支，那时，我写生追求形式感，往往色彩铺开时还很得意，局部深入后就不协调，第一感觉淹没了，画得一塌糊涂，于是有人给我一个“形式斌”的称号（注：方唐本名陈树斌）。

　　在经济困难时期，市面的油画颜料奇缺，我们用蓖麻油、颜料粉来自制油画颜料，画在涂了一层桃胶的纸皮上；我没有制作时间，画的是从文一文具店买来的油画纸，估计不到数十年后，这批油画一经挪动竟成碎片，只留下了10多幅画在纸皮上的油画，作为青年时期油画梦的见证。

　　在时代政治阴影下，这一群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伙终于散伙了，社会青年成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我也在打倒“四人帮”后画了一批街头漫画，结果弃油从漫，成了漫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