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难见“山笔架”

　　《明史·海瑞传》里说，海瑞当年担任南平县的教谕，野史对此事有饱含敬意的“补充”——当时陪同的两个教官都跪地相迎，海瑞独站中间，只行抱拳之礼，三个人的姿势俨然一个笔架，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谓“山笔架”。 

　　坚持原则的“山笔架”，才有可能“平视”对方，才有可能直接监督；匍匐在地、专事“捣蒜”的哪里会有这样的勇气？“山笔架”坚持原则，不是心血来潮，只是旁边的两位见了“首长”，膝盖便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才突出了“山”中间显眼的一竖，才让海瑞当了“出头鸟”。如果大家都照章办事，在长官面前出现的三位，至多是检测视力的“E”，不过躺倒了而已。 

　　原则和底线，说起来，都很重要。一旦有聪明人为了表现“忠心耿耿”而通过某些手段突破了底线，改变了“原则”的定义，获取了更大的利益。那么，“底线”则无“底”，而“原则”也将成为纸上空文。“跪拜”，这种事如果相当普遍，人人习惯动辄跪拜，又于“领导”、自己两利，就有存在、发展的趋势。 

　　“跪拜”，确实是要讲究场合的。以前曾经有皇帝亲自祭祀先师，屈膝跪拜以示尊师重道，为了表示“此事与他人无干”，特别允许陪同的官员可以不弯一下膝盖。结果，在场的官儿信以为真，真的不跪了，但是，当他们看着皇帝陡然比自己矮了好大一截，马上就感到自己犯了个非常不该有的错误——“集体轻薄”。豁达一点的“领导”，嘴巴上不多啰嗦；心胸狭隘的，自然要鄙夷这些不开化的“死脑筋”了:谦虚啊，多半是“虚”的。 

　　这个社会上的不少人，老是不相信别个的良心和记忆力，做了点所谓的“好事、实事”，就怕人们“吃过肚饥，拿过忘记”，总迫不及待地要大家“感恩”。在《西游记》里，齐天大圣孙悟空有个很特殊的本事，他要是想制服对方，便会放一些瞌睡虫出来。瞌睡虫一亮相，对手即使有十七八个，再厉害也不顶用，马上就会都昏昏欲睡。即使你并没有进入黑甜乡，也得鼾声如雷，讨讨老板的欢心，让“孙悟空”对自己的手段充满信心。 

　　人活在世上，确实需要“感恩”。诚如胡适所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实用人生·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势力”二字，极有张力。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感恩”，最要紧的是，分清“社会上无数势力”的轻重缓急。 

　　像最近在沈阳某广场上“演出”的员工集体跪拜领导，高喊“感谢老总给我工作”，就是切盼“感恩”的浮躁。至于城管与小贩，从对抗、对峙衍变成“对跪”“对躺”，则应该看作比较新颖的“道德反裹胁”。 

　　从理论上来讲，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挺直腰板做人，“跪拜”，标准的缺乏民主氛围，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人文风气，然而这两个“缺乏”，都显然没有另外两个“缺乏”来得实在——《劳动法》在实施和监管上的“缺乏”力度、员工“缺乏”保障，就业、失业全凭老板好恶的残酷现实，让员工公开、统一地奴颜婢膝。 

　　“正道”上长满了荆棘，人们才会另辟蹊径。我实在不想把“跪拜”讥讽为“国粹”，“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鲁迅《热风》）。一个大丈夫在家，遇河东狮吼，只得跪搓衣板，跪面目狰狞的榴莲，但是因为他在社会上受人“跪拜”，便算个英雄豪杰。这是丑陋的“感恩”文化所造就的观念。“跪拜”一旦不加批判而风行，“山笔架”就可能真的要濒临绝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