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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我在人民日报做了30多年新闻工作，领受过不少前辈的言传身教，并因此受益终生。其中范长江给我的教益最大。
范长江是1949年底从解放日报总编辑任上，调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并于1952年6月离开人民日报。我当然无缘面聆这位前辈的教诲，不过因为一个特殊机缘，又与这位前辈社长相当“熟稔”。
入社前读新闻业务专业研究生期间，我将硕士论文题目选定为“论范长江的新闻道路”。当时有一个“实用”的想法，也就是毕业以后，自己将要从事新闻工作，提前了解被新闻界奉为楷模的范长江新闻道路，把握其中蕴涵的新闻规律，对于今后的从业实践肯定会大有裨益。
2008年底，过去做论文时相识的范长江长子范苏苏，找到报社对我说：“明年就是范长江诞辰100周年，会有大型纪念活动。至今对于我爸爸新闻道路的研究，只缺人民日报工作的这一段了。你做这件事，最有条件，也最合适了。”多年来，我与苏苏常聚，很谈得来。他的期望，我一口应承了。
得到时任办公厅主任许宇勇和保密档案处负责人王爱民的鼎力支持，我进到档案室，从一件件尘封的历史记载中，寻找这位前任社长的思行留痕。我也很想由此解开一个久存胸间的疑团：一个笔下如有千军万马的新闻巨匠，一个被党中央认可并委以重任的党中央机关报掌门人，为何仅在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半，即黯然离去？
我有一种预感：解开上述疑问，无论对于澄清一段重要的新闻史实，或是明晰当下的新闻道路，都是很有意义的。
以“头三脚”引导“大转变”
范长江是于1950年元旦之后来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正式就任的，当时《人民日报》刚由中共华北局机关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办报思路与操作路径都在发生重大转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稿荒。此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共有164人，其中多数是在根据地参加党报工作，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感觉比较陌生，对于如何从事全国性的报道更是心中没数、缺少办法。过去在解放区发展的7000多名通讯员，进城后几乎都失去了联系。报纸虽然只有一张半（六个版），却常把机关文告拿来填充版面。重要新闻主要依赖新华社提供，常常陷入来什么登什么的被动局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很不满意，明确指出要《人民日报》多学学《大公报》。曾为《大公报》名记者的范长江这时调任人民日报一把手，也属众望所归。
范长江一上任就按照中央要求，急切地想改变报纸面貌，迅速弥补报纸的短板。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很快就领着编委会及采编人员踢开了“头三脚”。
一是组织评论委员会，加强报纸言论。
翻阅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2月的《人民日报》，几乎看不到本报撰写的社论，其他评论也很少见。报上发表的言论，除了少许新华社社论外，其余几乎都是转载自其他报刊。范长江到任后，迅速组织了一个高层次的评论委员会，约请张磐石、艾思奇、张仲实、王学文、杨献珍、陈克寒、乔冠华、胡乔木、胡愈之、王任叔、钱俊瑞、柯柏年、周扬、张友渔、薛暮桥等重量级人物，担任评论委员会委员，为报纸撰写言论。报社编委会成员也带头策划组织并亲自撰写评论。例如在1950年4月8日举行的第三次编委会上，范长江提出了11篇言论的题目，邓拓出了两个题目，并当即做了分工，范长江负责撰写与组织其中的7篇文章。从此，报纸上的言论文章几乎天天可见，报纸多数版面也都设立了评论栏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国际等领域的重大问题。除了动员本报人员撰写言论，还约请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与其中，使得报纸言论与党和政府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为了提高言论质量，从此时起，按编委会作出的决定，凡本报重要社论，均由中央负责同志审阅，并告新华社全文广播；其他亦由中宣部审阅。内容较一般的言论则由作者署名。不少评论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报纸的影响力。当时社会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不怕《人民日报》黑一片（意即大块文章），只怕《人民日报》编辑按。”因为按语表达出的观点和态度，常常能在读者中引起震动，有效地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二是开辟“党的生活”专栏，针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出现的思想作风问题开展批评。
1950年初，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及共和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党的工作性质与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此时，党和各级政府内有些领导干部滋生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为了促使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过好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第一关，继续领导群众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及时动员各地党报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警示与鞭策全党。
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在此前后，《人民日报》明显加大了批评性报道的分量，几乎在各个版面都设立了供刊登批评性报道的专栏。其中有“人民信箱”“黑榜”“党的生活”“人民园地”等。“党的生活”专栏见报频率较高，成为批评性报道的主要阵地，而且很快被各地党报效仿。《人民日报》也注意转载各地党报上具有全国意义的批评稿件，从而形成互动的生动局面。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开始采用先登群众来信，把问题曝光；再登有关地方领导部门的反馈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与检讨，有批评也有处理结果，因此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例如3月15日“人民园地”刊登刘殿杰的来信，就通县大批牲畜被杀的现象提出批评，并且提出了希望注意保护牲畜的建议。4月22日，人民日报又在6版“人民信箱”刊登了通县人民政府及中共通县县委会的来信，对于本地一连串违反保护牲畜政策的行为作出了检讨。不过，此后人民日报放开手脚从事批评性报道没能延续太久。两年之后，人民日报关于几个重大案件的报道，引起部分省委的不满，这些省委把意见反映到中央，中央责成报社作检讨，以后报纸上的批评性报道便逐渐收手了，不过这已经是范长江离任以后的事了。
三是从编辑部选派38名干部及编采人员，分驻全国各地做驻站记者，主要负责为编辑部采写新闻。
1949年年底以前，人民日报编辑部人员大多待在北京，不少从根据地过来的记者，过去主要负责采写战报，进城之后，除了战争、生产、教育等少数领域，其他的事一概不报道。时间观念更是淡薄，发表的新闻老是延迟，范长江对这种状况难以容忍。他曾批评说，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挖‘三海’（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
范长江决心尽快扭转这种不讲新闻时效的观念和做法。这时候，正好有一部名为《大转变》的苏联影片在国内放映，很受关注。这部电影以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形象地展现了苏联红军变单纯防御为积极防御，以机动果敢的进攻削弱敌人实力，战局因此改观的历史故事。长江借电影的片名与内容，提出报社工作也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除了一般记者、编辑，甚至有的编辑组长（即后来的部主任）也要出去，并且规定驻地记者每人每月至少要写5篇新闻、1篇通讯，此外还要承担约请各地负责同志给本报写文章的任务。范长江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当时报社有的领导同志担心编辑工作因此受到影响，范长江干脆地回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老邓（拓）都当编辑，怕什么？”几个月下来，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称赞范长江的眼光和魄力，因为“大转变”是他提出并坚持的。
为杜绝报纸差错而奋斗
范长江掌管人民日报前，由于报社工作制度上存在漏洞以及编辑部人员文化思想水平的欠缺等原因，报纸上差错频出，有的错误甚至相当严重。例如，报纸上曾把“反对帝国主义”，误登成“反对反对帝国主义”；一句“对于登记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不能宽大”，发表时居然误写成“不能不宽大”等。据当时统计，平均见报68000字便有一处事实错误与政治错误，而未见报的被检查组查出的错误以及文字上的缺点，更是数不胜数了。因此，报纸常常在一版或其他重要位置刊登有关的“重要更正”。
在此期间，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闻界发出号召：“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范长江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决定借此东风，在报社内开展一次全社群众性的消灭错误、提高报纸质量的运动。
一开始，编委会制定了消灭错误的具体目标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要求有计划、有重点、有领导地完成。为此，编委会还确定了三个月的期限。
为了保证达到消灭差错的预期目标，编委会动员全社人员提出消灭报纸错误和改进报纸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确定由工会基层委员会设立合理化建议委员会，负责搜集、研究各种建议，提供秘书处采纳执行。在秘书处采纳执行有关建议以后，工会还负责监督其执行过程，并有义务向行政领导提出方案。对于提出有价值建议的本报人员，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
严格实行责任制是消灭错误的关键一环。为此，编委会决定在报社内严格执行按级负责制，在人人责任分明、任务明确的基础上，对报纸上出现的差错进行统计，并且要向群众宣布。为此，设立了秘书处统计小组，负责查明错误责任并建立按日登记、按周统计制度。1951年9月初，编委会还责成秘书处起草了编辑工作的补充规定，下发各编辑征求意见后公布实施。
为了提高报社工作人员的文化思想素质，编委会还提倡开展政治与文化学习。编委会成员身先士卒，每晚8时至10时集中组织学习。范长江鼓励编委会一班人要长期坚持，制定长久的读书计划，把大家的政治思想与新闻业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上述措施力度较大，很快就见到成效，报纸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飞行集会”迸发出的思想火花
人民日报有关采编工作的一项项规章制度，在范长江到任后相继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当数人民日报的编委会会议制度，以及编辑部的部门分工体制。这些管理制度与办法，此后被人民日报及其他党报沿用了很长时间。
为了确保正常工作秩序，当时将编辑部分成五个组，第一组负责政治、法律、军事要闻，并负责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间上班。其他各组都上白班，负责为夜班采写供稿，且有明确分工。范长江认为，人民日报各部门的负责人，是主要的生产者，应当亲自组织文章及编辑主要稿件，撰写评论等。当时，各组组长由编委担任，实际上形成了编辑部人人动笔写稿编稿的工作机制与氛围。按照规定，每个组隔天至少得交出可登一个半版的稿件，稿荒的问题很快得到缓解。
范长江特别强调，报社要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编辑记者要做到“耳目灵通”“目光四射”。他带头同中央一些党政部门建立联系，经常自掏腰包，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来王府井餐馆吃饭，借机了解报道线索。同时要求各部门负责人要列席旁听所联系部门的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过去，报社一些从根据地出来的同志习惯于“一切听候组织安排”，而范长江的思路却是“凡事要积极争取”。两种工作态度，必然形成不同的结果。
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范长江对报社中层以上干部提出要求说：“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剑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他还要求各组组长要了解自己组里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要清醒地掌握责任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抓住不放，突出中心，力争主动。正副组长可以轮流值班，有“在朝”的，有“在野”的。“在朝”的集中力量满足版面的需要，“在野”的则着重研究方针政策，分析重要情况，不要被成堆的稿子弄得昏了头。他提出，报社的政治神经要灵敏，每个人了解了重要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反映到神经中枢。重要事件上的读者反映，要向中央报告，要学会看苗头。
在范长江的大力督促下，报社迅速创办与充实了七种专刊、一个专栏及一个画刊。其中“人民文艺”“新闻工作”“农业生产”与“党的生活”四个专刊，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有的专刊甚至就是由有关部门负责人主办。例如“人民文艺”周刊，是由周扬负责领导；4月份创办的图书评论周刊，由出版总署负责编辑。报社还着手加强“人民园地”与群众的联系，该园地除了刊载经过选择的政治性杂文、小诗和漫画外，还发表与答复群众投寄来的重要信件，并对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各种事物（例如图书出版和电影戏剧等）进行介绍与批评。对于群众来信，报社尽量选登有全国意义的来发表；其他反映首都生活的来信，则交由首都其他报纸负责发表与答复。进入1951年，人民日报在范长江为“班长”的编委会领导下，报纸宣传工作比前一年又有了明显起色。报纸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继续增多，读者关注的问题不断见诸报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报纸都较以前显得成熟多了。从版面上看，《人民日报》与面向全国的党中央机关报的角色越来越接近。
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人民日报也借用了真理报“飞行集会”（意译为“简短集会”）的运行机制。在范长江主导下，这种编辑部简短会议每周都要召开一两次，从编委到普通编辑记者都来参加。他的许多办报思想，都是在集会上迸发并对报纸工作产生较大影响的。
例如在一次飞行集会上，范长江说，现在有些稿子改动时费力费时，原因就是目的性不明确。要多收集事实，有些文章没有什么事实，不能让读者从有代表性的事实中具体分析得出结论。写稿子就是对广大群众讲话和对敌人讲话，否则作用不大。他特别强调，收集材料要费些工夫，有事实即有说服力，没有事实即没有说服力。
在飞行集会上，范长江不断强调要按新闻规律办报，对于默守成规、不思改进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例如在1950年9月16日的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选稿标准是脱离群众的。来稿首先要看政治内容，而不在技术。捉大鱼，不是捉大干部！”在9月19日的会议上，他更加尖锐地批评说：“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现在人民日报怕运动，每逢运动必败，为什么？不会配合，不是这个事情掉了，就是那个事情掉了。”
范长江急于办好报纸的情绪与要求，此时与党报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与工作承受能力格格不入，与编委会其他成员的认识水平也有距离，自然也就衍生了“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他为了改变现状，又从全国各地调进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新人，更加引起了原有战争时期参加党报工作的同志们的反感。而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借着“三反五反”运动，终于集中爆发出来。
1951年冬季，按照中央安排，范长江被抽调到人民大学主持推动那里的“三反五反”运动。次年1月，社内一位老党员写出《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一文，上交党支部并转报中央，指出了范长江“对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恐吓污骂”“讲排场，架子大”“不断地把历史不清白的旧朋友介绍到人民日报做特约记者”等问题。有的党支部组织开会，对范长江及就报社的“三反”提意见，甚至还给新闻总署打电话，通知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领导同志前来听会。范长江对于大家的批评意见不能接受，也无法认同报社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民主氛围，以至于其间的矛盾冲突无法调和，1952月6月，他被中央调离人民日报，也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熟悉也能纵横驰骋的新闻工作岗位。
时过半个多世纪，当年的是非曲直，已被时光甄别清楚。当我近年访问报社一些与范长江共过事的老同志，他们把当年与范长江的思想抵牾，已经看作“历史长幅画卷上的微微几道擦痕”，早都释然于怀。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因为范长江的离去，他的比较符合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思想与观念，没能在党中央机关报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坚持，这对当时仍然处于大转变时期的人民日报是一大损失，也是范长江本人的终身遗憾。但无论如何，范长江在人民日报两年多时间里，为探寻党报工作路径与规律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今天仍然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继承与怀念。
今年又值范长江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整80周年，全国新闻界都会再次隆重纪念这位新闻工作者的楷模。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重温他的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仍能领受教益，获取新的动能。而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极力按照新闻规律办报的思路与追求，在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
责编/张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