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部分媒体机构被爆出公然造假等腐蚀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行为，西方媒体向来推崇的“专业主义”“新闻自由”备受质疑。我国对外传播应乘此东风，在特定议题上进行基于事实的舆论斗争，揭露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的表里不一、话语体系的虚伪性，解构西方新闻实践的话语霸权；同时，还应争取使国际受众对中国从“了解”到“理解”，即从对基本事实的了解过渡到态度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解。这需要通过选择恰当范式、搭建合适框架、巧妙嵌入语境来重塑对外传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目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及国际地位是不相当的。受意识形态差异与国家竞争等现实政治、经济因素驱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国际舆论呈现“西强我弱”格局。面对国际舆论中泛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向外传达真实自我的决心未曾动摇。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硬件实力逐年增强，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全球覆盖率差距逐步缩小。但更高的覆盖率尚未带来更高的接触率、收视率和影响力，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议程设置能力也难与外媒匹敌。中国的对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和“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境地，西方动辄挟“新闻专业主义”之令牌，给中国扣上“新闻不自由”的帽子，肆意抹黑攻击中国对外报道。
在国际传播格局难以短时间内重塑的前提下，我国对外报道除了进行常态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应在特定议题上进行舆论斗争。对外报道实践应如何突破当前的话语困境，更好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国情与对外政策，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争取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本文尝试从“打破困局”、解构西方有关新闻实践的话语霸权出发，目的是尝试“重塑格局”、探讨一套适用于中国对外报道的话语框架和实践方法，探寻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的路径。
打破对外报道困局：解构西方话语体系
中国对外报道国际影响力不足，主要是由于部分国家给中国媒体公信力使绊子，指摘中国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和可信度，惯打的两张牌是“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理念。在西方，以这两大概念为轴心编织出的新闻理念话语体系下，“新闻专业主义”不但被奉为伦理圭臬，还逐渐上升为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与“新闻自由”理念互为表里，成为“现代新闻业的唯一归宿”“改造中国新闻实践的范本”。
西方围绕这两大概念编织出的话语体系，打击力体现在以点带面的策略上，将行为上的等同于道德上的，将专业领域的上升为政治范畴的，借此垄断关于什么是“可信”报道的解释权，遮蔽不同声音的传播渠道，将中国对外报道笼罩在重重阴影之下。如果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迎合西方框架，便容易落入其话语逻辑圈套。若想破除西方的底层逻辑和叙事，需要从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理念的社会历史分析开始；而要走出对外报道的权威性、专业性危机，则需要釜底抽薪，从事实层面出发，揭露西方“新闻自由”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虚伪性，让受众了解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的两面性。
从历史起源看，“新闻专业主义”是“名不正，言不顺”，“新闻自由”概念则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新闻专业主义”受到推崇的原因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是在美国传媒界深陷信任危机时，新闻业者为塑造自我认同，被动回应外界批评压力、刻意划清同政府界限的产物。
由于“新闻专业主义者”自诩社会独立的观察者、监督者，新闻业便俨然独立于社会其他各领域；通过强调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新闻行业的技术门槛，新闻业便有了引导舆论的权威性。“新闻专业主义”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疑是在为这种切割提供合法性基础。如此的“新闻自由”缺乏约束机制，更多依赖自律，这种极致权力便有被滥用的危险。
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中两种先天存在内在冲突的解释，已逐渐从理论上的割裂、不自洽演变为实践中的畸形、被滥用，现实中西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理念也造成一系列后果，如新闻侵权、媒介审判。新闻的本质特征是客观性、真实性，摒弃新闻真实，实则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界权力膨胀，缺少监管约束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不断遭遇实践危机。有学者认为，泛传播时代背景下，低俗化、娱乐化风潮愈演愈烈。“新闻专业主义”虽有公共服务的信念，但在媒介权力膨胀叠加社会监管缺失的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式的空想。
针对西方新闻实践理念的社会历史分析成果，应在学界、业界内广泛展开探讨交流，向国内、国际公众广泛宣介。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要凝聚共识，认识到西方新闻实践理论的诞生、发展有着独特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有其合理性，但更有其局限性。其次是要增强主动性，在对西方新闻话语体系祛魅后，中国对外传播者要明晰自我定位、增强话语自信，而非亦步亦趋，在西方新闻实践理念下墨守成规。再次要从事实层面出发，引导受众注意到西方新闻界存在的实践危机，揭露西方“新闻自由”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虚伪性、两面性。
揭露其价值先行和道德预判的病因。不少西方媒体因对自由和权利等观念僵化、教条的认知，完全抛弃价值中立、客观平衡的立场，导致报道有失偏颇，甚至出现疫情相关报道违背医学常理的情况。这种价值先行和道德预判，反映了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根植心中的傲慢和偏见。
揭露其受政治资本高度介入的病症。西方的“新闻自由”常被政治介入、被资本染指、被特定意识形态所绑架。从麦卡锡时期的“忠诚调查令”威慑新闻人，到西方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时推行的议程设置和新闻审查，西方新闻报道也需做到方行矩步。在资本高度膨胀的西方社会，商业巨头受到的监管很少。它们在海外政治乱局中选择性报道、传播假消息，利用传媒界推行其价值观，因为开放市场最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
揭露其成为体制维稳器、利益遮羞布的病根。西方国家历史上多次出现执政党因担忧新闻自由对其执政的不良影响而竭尽所能限制媒体的行为。《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披露布什政府通过公关公司制造虚假新闻，多达20%以上的联邦机构参与其中。对外以绝对的新闻自由为舆论武器攻击其他国家，加上别有用心的虚假信息传播，这套组合拳是西方国家维护其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的常用打法。最终，西方新闻理念话语体系成为体制的美丽花瓶，而非社会建设者，在选择性失语和双重标准中为不合理体制粉饰太平。
重塑对外传播体系：从“了解”到“理解”
随着部分西方媒体机构被爆出公然造假等腐蚀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行为，西方媒体向来推崇的“专业主义”“新闻自由”备受质疑。我国对外传播一方面应乘此东风，在特定议题上进行基于事实的舆论斗争，揭露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的表里不一，揭露西方新闻理念话语体系的虚伪性，解构西方新闻实践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报道还应争取使国际受众对中国从“了解”到“理解”，即从对基本事实的了解过渡到态度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解。这需要对外报道通过选择恰当范式、搭建合适框架、巧妙嵌入语境来重塑对外传播体系。
范式选择
以共同范式为基础参与对外传播活动者，以一套共享的思维方式、规则、原理和标准从事对外传播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要重塑对外传播体系，探讨一套适用于中国对外报道的话语框架和实践范式，一方面可以参考、借鉴国际有效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可从我国文化脉络和学界研究中找到理论资源。我国对外传播者可基于对话理念，采纳建设者范式指导对外报道活动。
对话理念借鉴西方传播效果研究中以受众为导向的传统，提倡在正视而非回避各地独特历史文化背景、尊重并理解各地民风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提高对传播地本土文化特性的敏感度，通过对话直面各种文化差异和各方声音。这一理念有别于西方哲学传统影响下强调逻辑论证、价值判断，执着于争论是非的“辩论式”对话，延续了我国自古以来提倡知识互惠和求同存异的文化基因。对话理念有利于走出以往国际传播过于强调普适价值而回避差异的安全区，对地方性、本土性知识的重视也有利于了解海外受众的情感需求，使受众真正感受到共情和关怀，从而达成寻求共识的实质性对话。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建设者”范式与西方兴起的建设性新闻理念有共通之处，是一种以推动事业发展为目标的理论范式，但其外延大于建设性新闻，涵盖了问题报道、政策报道、成就报道、经验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等多种报道类型。建设者范式指导下的新闻报道强调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最终目的是要凝聚社会共识，促成公众参与社会行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色彩。基于对话理念的建设者范式可以突破“宣传式单向正面报道”与“争议型负面揭丑报道”的二元狭隘空间，既不回避淡化报道中的冲突矛盾，也不以放大负面内涵为重心，而是秉持尊重差异、积极对话、解决问题的导向意识，使得对外报道成为增进互信、促成理解、富有建设意义的对外传播实践，成为推动积极情绪建构、驱动舆论场融合、提供大国治理样本与维护全球和平发展的润滑剂。
框架搭建
对话理念基础上的建设者范式要求对外报道呈现西方“新闻自由”等一系列话语体系遮蔽下的基本事实。但在实际操作中，真实、客观、公正的达成存在不少困难。
首先，在当下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环境中，受限于知识储备、态度立场等因素，人们对“基本事实”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以至于能被广泛认可的“事实最大公约数”往往已与“常识”无异。其次，信息的接收并不意味着传播效果的达成，现实中传播者一方往往需要弥合信息准确送达与受众正向理解间的差距，实现从“了解”到“理解”的跨越。
受众对信息的理解、体验受到复杂程度不同的框架建构，不同框架会引发人们对传播内容及其意义的不同理解。在叙事饱和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陷阱框架，我国对外报道必须通过框架竞争来影响受众解读，最终改变公众的态度。为帮助受众获取准确信息，更好理解中国国情，对外报道可从搭建“发展中-多面性”的整合型框架和“中国问题-世界方案”的共同体框架。
“发展中-多面性”的整合型框架强调中国面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在发展条件上呈现出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大的复杂国情；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态势上呈现出富强文明与问题挑战共存的多面现状，在发展道路上提供了成功与挫折并存的多样经验。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行中的动态过程，既显现出中国身为“发展中”国家却承担起“大国”责任的担当，也解释了为何作为“大国”的中国，比之其他同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需要保持更大定力、付出更多努力投身建设。
“发展中-多面性”的框架有效整合了对外报道需要阐释清楚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现状，也为“中国问题-世界方案”的共同体框架铺设了基础。这一框架的阐释思路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世界各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方案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经验借鉴。因此，对外报道中应注意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中所蕴含的中国方案可能对人类整体命运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报道，例如，中国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缉毒、运用大数据预防电信诈骗、打击恐怖主义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所累积的经验。
语境嵌入
文化差异是对外传播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不管是对外报道的宏观框架搭建还是具体议题呈现，都需要在坚持对话理念的基础上积极融入社会文化语境，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海外受众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促进从“了解”到“理解”的转变。
海外受众对我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认知偏差主要是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例如，西方民众普遍认为，政府天然是与政党分离的，公民与政党、政府有着紧张的对立关系。他们更关心消极的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等，重权利而轻义务；部分人认为国家认同等同于狭义的政治认同，或出于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无法理解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因此，不少人先验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不民主的，是对个人充满压迫的。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上述认知偏差来源于对我国社会运行机制的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共生型的社会系统，社会成员更关注其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功能，应如何处理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何推动社会运转。简言之，在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熏陶下，中国主流价值观更关注个人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身定位的问题。而西方在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之下，更关注个人如何实现自我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的人无法理解由文化语境差异带来的政治生态差异。
中国社会运转的核心理念可以从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找到对等或类似的表达，例如，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功能统一体。在社会系统内部，系统优先于其组成部分，部分对整体具有维持作用；社会系统的功能运作取决于社会成员在共同目标上的观念一致性。上述观点正与中国主流社会对集体与个体关系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语境嵌入的实现首先是要在表象层面的零散差异中发现贯穿始终的底层逻辑线索，之后，通过在目标受众的文化语境中寻觅共通的学术、文化脉络，通过多样的叙事手段将可感知、可理解的语境嵌入文本，最终形成能与受众共享的意义空间。
综上，宏观上的范式选择、框架搭建和语境嵌入为对外报道争取受众从“了解”到“理解”的过渡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到实践中，要真正使受众实现从认知上“有所了解”到态度上“赞同认可”的转变，还需对外传播者在行为规范、策略、资源等方面尽最大可能为这一转变减少阻力、增添助力。
在行为规范上，要尊重规律，注重方法。要坚持对外传播工作一贯的价值体系、道德立场和信念追求，坚持长期主义取向。不追求一时的情绪宣泄、不被一地的舆论环境绑架，不为博大众关注而迎合。
在策略上，应发展多种传播手段，呈现多元面向，关注情感渲染和微观叙事。
在资源整合方面，要注意内外联动。对外传播工作在组织上不是铁板一块的，可以有适当灵活性和区分度，允许更多声音、更多观点的碰撞。但也要注意“短板效应”，维护中国在海外受众眼中的整体形象，把握好外宣和内宣的关系。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