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每天都在发生巨变，这对于经历过辉煌高峰和艰难低谷的媒体人而言，体验尤为深刻。传统媒体的转型势在必然，没有历史的指引，也少有先行者的成功参照，世界各国的媒体几乎站在同一起点上，这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难题，也是一场全新时代的创新式探索。报业机构由于在传媒领域的显著性地位，更使得这些探索行为印上了举轻若重的痕迹。转向何方、如何转、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必须摒弃、哪些需要创新，这是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我怎样当总编辑——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转型实务》一书具有的最深切的问题意识呈现，给人以强烈的带入感。

    以“报社周会记录”为本，这部书以崭新视角、用40多万字的篇幅，如实记载了羊城晚报社十余年间从传统媒体向新型媒体转型的过程，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借助大量生动案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角度，审视中国主流新闻机构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议题，看似在做新闻业务探讨，实则分析省级大报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既能站稳高度、把握方向，也能利用互联网新兴技术为我所用、逆势进取，同时在持续不断的创新摸索中反思自我、剖析问题。读来如临其境、生动活泼，真实再现了羊城晚报发展历程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片断，也映射了中国省级党媒在媒介融合的技术革命中锐意进取的缩影。

    管中窥豹，这部书为媒介融合改革提供了三重视角：作为一家省级党媒，在新闻理念上 “以大局意识考量民生图景”，在议题设置上“以‘在地性’提升区域报道的稀缺性”，在技术改革上“以组织流程创新推动媒体融合”。

    以大局意识考量民生图景

    我国传统媒体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均由国家和当地政府主办，重在传达党和政府的观点、解读国家和地方政策等。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传媒渐走向市场，不同传媒机构的宣传功能也有所区分。如，各省市的党报和党台主要承担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其他媒体则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向经济、民生和娱乐等方面有不同侧重。

    羊城晚报是一张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报纸，与南方日报同属广东省委宣传部主管。但与其他机关党报略有不同的是，从成立之初就以“文化大报”和“民生大报”为立身之本，依靠一代代新闻人的奋斗，已经在全国和全球华人世界积淀了很高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出现，给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带来巨大挑战。这一张以文化、社会民生为立报之本、走市场化转型之路的党报应该如何适应变化？如何保住已有的影响力并提升品牌价值？

    书中回顾2011～2018年两会报道，提出“以民生视角做好时政新闻”，在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以“好看易懂”的方式呈现党的声音、政府的重大决策和代表委员的履职，以“高超的专业水准报道主旋律的题材，同时更要抓住民众关心的问题、矛盾”。2011年，配合两会内容，推出大量鲜活的日常报道，如《正厅级干部参选居委会副主任》《315消费潜规则》等；积极探索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配上记者现场的主观感受，如2018年两会报道，除文字外，还有音频和视频节目等。

    时政类报道一直是羊城晚报的优势。时政报道并非都是正面报道，也包括许多批评报道，尤其后者更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但是“舆情是把双刃剑，要反复掂量、小心拿捏”。作者通过大量案例，探讨如何使“舆论监督掌握好节奏和分寸，使之成为羊城晚报立于不败之地一把利器”。如，在报道地方性治安问题时，如何做到既客观真实地报道负面问题，又不在舆论传播上发生“抹黑”的负面效果？如何及时预判新闻事实所能引发的各种舆论争议？如何重新界定网络传播的尺度与纸媒报道的尺度？如何使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空间里也能或者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在书中，作者提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采编人员应具备“时政意识”，提出不能以传统新闻思维“就事论事”报道民生新闻事件，要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大策、经济社会发展大方向的背景下研究民生图景，还要分析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时政意识”的本质是强调新闻的“大局观”与“历史观”，所谓的时政新闻、民生新闻、法治新闻的传统边界都将变得模糊，并非只有政府机构的活动才算时政新闻，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新闻事件都具备“时政新闻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并指出“新闻媒体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羊城晚报所提倡的以大局意识考量民生事件、以民生视角报道时政新闻的新闻理念，无疑是符合党性与人民性在宣传工作中的统一要求的。这种理念不仅传承了羊城晚报60多年的核心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也为其转型发展注入了更多更新动力。

    以“在地性”提升区域报道稀缺性

    “区域性”是省级党媒一个重要特征，指报道本地新闻和服务于本地政府和公众。不同区域保有各种稀缺性资源，也使得区域性新闻报道保持一种内在张力，不至于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产生同质化倾向。但如果新闻报道、新闻作品与本土经验并没有经历更真实而内在的融合，也没有站在全国或更宏观视野去定位本土知识谱系、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新闻报道的内在张力就不充足。因此，“区域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孤立的物理空间概念，而是指新闻报道理应扎根于本土空间，并将本土文化与传统放置在全国乃至世界背景下去思考其独特性——即用“在地性”的视野将本土经验与整个社会有机联系，新闻记录才能获得更深刻洞察力、才能更有张力和价值。

    作者在不同篇章以大量篇幅谈到如何做好本地新闻，尤其提出羊城晚报不能办成广州晚报，而是要扎根于岭南，要围绕珠三角诸地级市中心工作，挖掘当地民生新闻。例如，2011年策划的“珠三角城市病”系列报道，提出要从关注人的心灵、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等方面寻找更新角度。2015年，围绕“农民工”选题，提出不能将农民工的印象刻板化，应将他们看成“一道现代版的岭南文化分支，研究这种现象要像做学问一样扎实，理出思路，小角度切入，以小见大，每个小角度折射出每一代农民工在广东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影响。”

    以广州、深圳等地为代表，岭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作者提出，报道珠三角的经济新闻不仅要报道经济现象，更要关注由经济现象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观念的变化，“要将眼光放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农村乡镇、富裕之后，土著（本地人——作者注）和外来者在观念方面的变化，这种现象在整个珠三角都有，尤其要关注人的心理变化，这才是羊城晚报这张人文大报应该天天关注、天天挖掘的新闻……”

    除了对人的关注，作者还强调，羊城晚报应该守望“文化大报”的传统精神，对当地文化现象、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予以极大关注，坚持做符合“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文化艺术宣传报道，要在“传统文化最寂寞的时候坚持不退”。多年来，羊城晚报社与珠三角区域内多个地市的宣传文化部门共同主办岭南文化活动，羊城晚报的“花地文学榜”“粤派批评”论坛成为广东媒体的重要文化品牌，羊城晚报被中宣部选定为国家文艺评论基地。

    在理解世界、建构认知的过程中，新闻报道一直承担着传递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的功能，在今天这样社会高速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时代里，这种功能尤须加强。

    但是，若不能将当下现实空间放置在宏观与历史的背景下，新闻报道就会缺少深刻的了解与体察，新闻文本与知识话语表达出来的东西也会是空泛的、无力的，其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作为一种区域性特征，“岭南”和正在发展之中的“大湾区”为本地的新闻媒体、新闻报道所带来稀缺性的区域资源不仅具有不可复制的现实性，也具有值得记录的、有参鉴价值的历史意义。如何将区域的稀缺性转变为新闻报道的“稀缺性”，这本书以“在地性”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

    以组织流程创新推动媒体融合

    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融合实践来看，大致可分为“策略融合”（不同介质的媒介之间在内容上共享，如报社与电视台之间进行合作，相互推介内容与共享新闻资源）、“技术融合”（新闻采编技术与新媒体技术通过融合创新生产更多的新闻产品）、“信息采集融合”（新闻从业者通过各种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完成新闻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融合”（记者和编辑综合运用多媒体交互技术与技能完成对新闻事实的表达），等等。

    这些融合都必须通过新闻机构组织流程的创新改革来完成。因此，组织流程的改革质量关乎媒介融合的改革成效。组织流程是整个媒体机构的枢纽所在，任何变动都将牵一动百。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则能降低冒进的“试错成本”，也能最大化现有资源。

    作者提出，在媒体转型初期进行版面流程改革，“将技术劣势转型为内容优势，转化速度劣势为深度优势，通过文字、图片、版面语言集中呈现有价值的新闻，要流量的同时要影响力，为受众提供丰富的文化大餐。”中期，则需要通过新技术将纸媒与网络连通，互为入口、相互导流，将第一现场进行“文—图—视”呈现，通过文图导读让读者观看现场视频、了解更多信息。版面改革使不同介质的新闻内容达成了融合效果，要提升效率，就必须继续推进采编大流程。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报社内部的流程改革。简言之，就是将传统的以采访领域划分的部门制“围墙”推倒重来，在大约4～5年的时间内多次调整，建立并不断完善适用于省级党媒机构的各项新闻功能和社会性目标的“一平台、三中心”大采编流程，且有别于其他媒体的“中央厨房”，包括全媒体采编大平台、全媒体指挥中心、新闻可视化中心和多功能演播中心。

    组织流程改革带来的成效相当可观，但如何使这些成效持续下去？这就涉及组织管理的改革。书中提及多年来报社所进行的诸如审稿系统、采编考核系统、绩效计算、部门主任职责、薪酬体系、浮动薪酬绩效考核等多项改革措施，尽可能建立与流程改革配套的利益再分配体系。

    作者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媒介融合改革过程中，“我们的旧观念要像玻璃房一样拆掉”。版面流程、采编流程和薪酬体系可以通过技术、人员和组织架构的改革逐见成效，但是某些已经形成惯性定势的传统观念可能仍根深蒂固，无影无踪地像“玻璃房”一样框住了人心、束住了手脚。如何真正地拆掉它？这个问题，或许是任何一个传统媒体都必须面对的、比流程再造更复杂的难题。

    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羊城晚报社的转型改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内部展开，从初期被动地向新媒体调适，到现在与互联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最初核心部门的改革，到采编大流程的再造以及延展至经营领域的开拓，各种大大小小的改良、纠偏、调整与创新的行动贯穿于报社几乎所有的工作中，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以相对较小的成本获得了如今的成效，为中国地方省级党媒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

    羊城晚报有着耀眼的辉煌历史，这是宝贵的财富，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可能成为改革成本的一部分。比起大多数同级或更年轻的媒体，羊城晚报的改革从来都不轻松，甚至可能更难。作为媒体机构的领导者，作者并不讳言十余年来报社曾经走过的弯路、遭遇到的暗礁，甚至“经历过的蠢事”，但正如书中所说，这些经历同样也将成为在互联网大潮中艰难转型的财富和历史印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