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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历史上以《新华日报》为报名的大众传播纸媒共有十种版本之多，抗日战争阶段在武汉、重庆等“国统区”办报的同一时期，先后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华中版，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中共太行区委机关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这在世界新闻史、报业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报名一致，更在骨干人员、办报风格、媒体功能、传媒属性等方面一脉相承，无法分割。①
重庆版《新华日报》（1938.10.25—1947.2.28）是中共党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任时光流转，仍释放出熠熠光辉。
中共报史上独一无二的报纸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曾创办过各种形式的报纸。
在白色恐怖中办报的经历。1925年5月30日，中央决定创立一张自己的报纸，以指导五卅运动。6月4日，由瞿秋白筹办并任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此时瞿秋白已遭敌人通缉，白色恐怕笼罩上海。在此情况下他与编辑部同人共同努力，把《热血日报》办成了一个四开四版，有声有色的通俗政治性报纸。该报栏目众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文字生动、旗帜鲜明，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战斗性。对帝国主义、卖国军阀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然仅存24天，就被迫停办。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国统区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只能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办报。192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创办《上海报》，李求实任主编，是以工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四开四版小型报纸，1930年8月14日停办。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刊，先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从1931年2月14日改为“中国共产党和江苏省委机关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③中共早期报刊工作者认为，革命报刊的基本使命是为革命服务,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
在红色根据地办报的经历。1931年12月 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于瑞金,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出版。它是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大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邓小平、陆定一曾先后主持过该报的编辑工作。长征中出版油印小报，该报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一只有力的喇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发挥了不小作用。④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它是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毛泽东常常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工作，为它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发刊词中宣告：“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⑤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报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向敌后进军，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抗战报刊在各抗日敌后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约有几百种，多是各地党组织和军队政治部创办的通俗油印小报，只有少数是铅印或石印的。⑥其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是《晋察冀日报》，即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阜平县城文娴街创刊的《抗敌报》。1940年11月7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共计10年6个月零3天，共出版报纸2854期。在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领导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八匹骡子办报”，打着游击办报，坚持对敌政治斗争宣传和劳武结合的生产运动宣传，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⑦其次为《晋绥日报》，1940年9月18日创刊，1949年5月1日终刊。它距离陕北最近，得到毛泽东亲自指导。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它始终坚持与边区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晋绥根据地的“战斗号角”“抗日旗帜”和“反映人民的一面镜子”。更可贵的是，1947年，《晋绥日报》率先在解放区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主动作自我批评，检讨和纠正自己在土改宣传中的错误，在当时解放区新闻界产生积极影响，成为该报历史上的重要篇章。⑧
《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公开机关报，是独一无二的一张报纸。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国共合作后协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公开出版一份报纸。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从该报在汉口出版的后期开始，直到1946年5月止，都是由周恩来领导。在抗战中，忠实宣传贯彻中央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它推动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国民党怀灭共之心，名为允许办报，实则竭力阻挠。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与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新华日报》能够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发展。⑨
勇于开拓创新的典范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版的共产党机关报。既要坚持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又要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周旋。这是中共报史上从未有过的经历，一切都要开拓创新。
《新华日报》有独特的采编经验。《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限定其采访范围，南岸不能过海棠军警检查站，向北不得过青木关。⑩当时中共还没有办起一定规模的通讯社，新闻来源多数只得依靠国民党中央社。由于国民党当局一味实行新闻封锁，官方通讯社、报纸的消息，常是寥寥数语，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更不可能如实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的抗日斗争。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就成了《新华日报》采编业务的一大特色。其中，战地采访是重要手段，报社派出陆诒、陈克寒、石西民等到前线采访，用深入现场所目击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新鲜生动、真实可信、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报道。报馆规定只要是报馆的同志，不论是社长、总编辑、经理还是编辑、记者、校对，凡是在外面参加会议或其他社会活动，都要为报纸采写新闻。记者还采取“坐茶馆”的方式，访问擦皮鞋的流浪儿、嘉陵江的船夫、公共汽车售票员、工人等，听取群众的呼声。
事实证明，群众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是新闻的丰富源泉。当时重庆的工厂已达1700多家，仅产业工人就有10多万，加上家属和其他工业行业，工人占社会人口很大比重。但大多数报纸却很少触及他们，只有《新华日报》明确，以工人为报纸的主要读者。1942年下半年的整风后，《新华日报》倡导从丰富的群众生活中发掘材料，学习民众语言，力戒八股文，推崇生动有趣、新鲜活泼的文风。在版面编辑上，用白话文取代以前那种不文不白的“新闻体”，将内容相同的国内新闻，加以综合，冠以“本报消息”刊出。为了充实新闻内容，《新华日报》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资料研究室，许多国内外的新闻、通讯都来自这个部门。有一段时间，曾开辟了《各地舆情》《东南西北》《杂志摊上》等小专栏，稿件主要来源于资料研究室。还利用外国的报刊及旅居国外同志航寄的剪报，编写了许多国际新闻和通讯。报纸版面出现了《加尔各答通讯》《伦敦通讯》《纽约通讯》等，形式活泼、引人关注。
《新华日报》一方面通过党的统战工作开展采访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采访活动宣传、加强统战工作。记者不仅要做好报道，还要负责向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人士、读者约稿，征求意见和建议，收集参考资料。为此，除了广交新闻界朋友外，还与文化界、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广泛联系，建立采访据点。新闻记者既写通讯稿，也写内参，还要做联系、沟通读者等大量工作，这就打破了一般报纸记者只为完成稿件的单纯业务观念，使报纸的采访科成了消息总汇处，拥有社会生活各方面第一手资料，有着独立管理的政治、社会情报部门。除刊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还发表国民党政要和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文章。言论是《新华日报》的一大特色，几乎每天都有，形式多样，除了社论外，还有代论、来论等。根据不同读者对象，创办了雅俗共赏的副刊栏目，办起了《工人生活》《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犹如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杂志，有小说、诗歌、散文、文论、史论、杂文等。
同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进行斗争是《新华日报》的特色。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法令，规定所有报纸于出版付印前，其内容都必须经新闻检查机关审查、通过。除制定各种极为苛刻的新闻检查条例外，还设置了“新闻检查局”，由一位副局长专门负责检查《新华日报》。内容审查极其严格，甚至任意删改、扣留稿件，其原则就是:“让你办报，不让你讲话；让你印报，不让你发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华日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节、有效的斗争。
如果一篇稿件部分被删，《新华日报》就在文中被删处注上“被略”“遵检”“以下奉命删登”等字样，或代以“×××”“……”等符号；如果整篇稿件被扣，稿件题目刊出，以透露稿件的一些内容，或在版面上留下大块空白，名叫“开天窗”。言论首当其冲，经常被检扣，报纸也常空出版面以示抗议。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报社决定发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这天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日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由于言论被大量检扣，新闻被磨去棱角，《新华日报》的一、二、三版与一般报纸无多大差别。只有第四版（副刊版），旧称“报屁股”，检查官涉足不多，有点松动余地，编辑部便充分利用这块副刊阵地做起“文章”。报纸办了各种专栏，其中尤以《司马牛杂感》一栏最出名。其妙处就在于用最简短的语言，说出最紧要、最深刻的道理。此类杂感，每则寓严肃的民主思想于诙谐幽默中，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
在重大问题上，《新华日报》不惜冒着被封的危险使用“非法”手段。1939年9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表了谈话，对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团结的事实表达了中共的严正态度和坚定立场。10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这篇著名谈话。清晨5时稿样送重庆新闻邮电检查所，检查所发现“问题”，要求“缓登”，检查官打发送稿人走，才悟出事情不妙，派人到印刷厂阻止印刷。而报纸早已提前出版，绕道送到重庆的大街小巷叫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周恩来得知上述消息后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又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指示报社，拒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照常出报，并部署了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对策。1月18日，《新华日报》登载周恩来的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另九个狂草大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也赫然刊登。印刷厂的同志排了两个不同的版式，一个是没有周恩来题诗的报以应对检查；一个是有题诗的报，抓紧印报送到市内发行，等国民党检查人员发现时，街头早已开始销售这天的报纸。这天的《新华日报》加印了5倍之多。
《新华日报》在发行上积极进行反阻挠的斗争。国民党被迫同意《新华日报》公开出版，但千方百计阻挠发行。他们利用自己的御用工具“重庆市报贩工会”，送去的《新华日报》先是堆积不发，后又不准报贩卖《新华日报》，谁卖就开除谁的会籍。《新华日报》招收和培养了一批穷苦劳动人民出身的报丁、报童，依靠他们把报纸直接给市内及郊区乡镇的订户送去，并在街上零售。这支队伍一开始只有七八个人，经过四五年后，发展到100多人。他们不畏艰险、勇敢机智，胜利完成了任务，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1939年7月起，《新华日报》越来越多采用散发传单作为抗检的重要手段，既达到了宣传目的，也使国民党检查机构难以抓住把柄。
1945年9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提出给人民以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废除新闻检查。10日，成都的22家通讯社、报纸、杂志拒绝国民政府检查原稿。15日，重庆20家杂志也拒绝国民政府检查原稿。同时，各大学出版的刊物拒绝送学校训导处审查。
为了稳住阵地，《新华日报》坚持出版，渡过了困难时期，其间曾改为一中张出版。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受检免登260件。1941年1月8日，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来钳制《新华日报》，查扣稿件、破坏发行，恐吓广告主，送检稿子15件，被扣11件。皖南事变后报社经济十分困难，只有少量津贴。
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恢复对开四版。为了预防突发事件，中共南方局还决定将报社的40多名人员转移到别处，以保存实力。撤离的人员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绕道香港经上海转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或留在海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员，成为《新华日报》其他地方版的骨干力量。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石西民接管了位于中山路39号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30日晨，一张以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为发刊词的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面世，1952年11月1日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出版至今。
红岩精神要传承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所在的虎头岩。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光辉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中最本质的东西。红岩精神形成并发展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于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具有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点。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重庆视察工作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日报，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维护统一战线、争取群众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华日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争取抗战胜利为时代使命，刚柔相济、海纳百川、团结多数，这都体现了红岩精神。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全体报人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身处国统区的种种困难，坚持“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被誉为“新华军”。他们在具体的办报过程中所作的斗争、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岩精神的形成，丰富了红岩精神的内涵。在重庆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办报实践推动了红岩精神的构建和传播，促进了红岩精神的形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的学习和研究都掺入了当代人的感悟和理解。人们常用自己的经验，用当代所发生的实事去丰富、去体验历史。新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人们的信仰不应该变，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传承和弘扬这些伟大精神，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赵剑波：《〈新华日报〉十种版本形态辨析》，《新闻战线》2019年4月（上）。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0页。
③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第634～637页。
④同②，第229～301页。
⑤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328页。
⑥同②，第818、819页。
⑦乔云霞：《论〈晋察冀日报〉的历史地位》，《新闻与写作》2005年增刊。
⑧郑保卫：《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背景、价值及意义——写在谈话发表70周年之际》，《青年记者》2018年3月（上）。
⑨同⑤，第310页。
⑩《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页。
同上，第355页。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同⑩，第132页。
同⑤，第310页。
同，第128、129页。
李端祥：《正确的方针 精湛的艺术——论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英明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同⑤，第311页。
同②，第657页。
同，第192页。
同⑩，第107页。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精神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版，第5页。
张敏：《潘汉年三兄弟传奇而坎坷的人生路》，《党史纵览》2012年第7期。
同⑩，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