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西方又称“揭丑”报道,追求真相,揭露社会阴暗面,以维护公众利益。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名当年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因调查性报道把总统尼克松赶下台而彪炳新闻史册。
中国青年报社,有这么一个团队,怀揣着新闻理想,在调查性报道的田垄里,耕耘了十年,硕果累累:数十篇独家报道引起全国关注,四五十名厅局级及以下干部被查处,推动多项社会制度改革,6篇(组)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今日出击》被评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
“屋顶那6组18根灯管漂白了四壁,漂白了吴湘韩的头发,也漂白了我们的青春。大家在这里,虽也有埋怨,带着艳羡议论着外面的世界,却依然踽踽前行,以宿命般的决绝对抗着纸媒的衰落和这万物急遽前奔的时代。”辛酸中不乏激扬。而吴湘韩,乃率队前行者,中国青年报社原特别报道部主任,现任报社编委、全媒体协调中心主任。
这群坚守者说:“每天唤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心中的理想!”
面对风险,勇气很重要
——调查性报道采编过程中充满风险和挑战,需要媒体投入很大,记者付出很多。我经常鼓励记者要勇于尝试,不能因为风险大而却步。
记者: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版,创建10年来,广受读者喜爱,甚至成为新闻学界的研究对象,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版面”之一,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因体制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行业自律欠缺等原因,我国的调查性报道还没有真正成熟,也面临一些发展困境。很敬佩你们在人员并不多的情况下推出这么多有全国影响的调查性报道。
吴湘韩: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过了10年。回首10年,非常感谢报社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以及团队的坚守和付出。特别报道版是在2004年中青报改扩版时推出的。我当时在湖南驻站,通过竞聘成了特别报道编辑室的副主编。2005年我负责这个团队之后,有所为有所不为,选题重点放在调查性报道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特别报道版开办10年来,先后有四五十名厅级及以下官员在该版独家报道后受到查处。比如2013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独家刊发报道《湖南省江永县:一些领导子女“绕道”进行政事业单位》,反映当地部分县领导亲属违规办理或伪造人事档案,未经招考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怪事。两天后,7名违规调入行政事业单位的县领导亲属被清退。2014年3月,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通报处理结果:15名失职渎职人员被追责,另有7名厅处级领导干部受处分。
还有另一组数据。在特别报道版开办10年刊登的报道中,有6篇(组)获得中国新闻奖,其中有4篇(组)为调查性报道。2009年6月创办的调查性报道栏目《今日出击》被评为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记者:有同行感慨,对于记者来讲,调查性报道这个行业看得见的伤害,拿拳头打你是小的,真正的危险是看不见的。调查性报道因为事件的纷繁与情况的复杂,需要相当的勇气与担当。
吴湘韩:调查性报道采编过程中充满风险和挑战,需要媒体投入很大,记者付出很多。面对风险,勇气很重要。我经常鼓励记者要勇于尝试,不能因为风险大而却步。这样,成就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独家调查性报道。
如2009年获南方周末年度调查报道致敬奖的《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年幼女生》系列报道,记者陈强并非第一个调查习水嫖幼的记者,却是唯一坚持下来并揭出真相的那一个。他坦言,这是“从业22年来最艰难的采访”,5天不知疲倦与不乏机智的暗访,终于将街头巷尾的传闻坐实为2009年年初最令社会公众震惊的报道。
这使我想起许多记者“有惊无险”的往事:洪克非在追寻湖南新邵溃坝真相时差点摔下悬崖;张国半夜在山西矿难现场被警察冲散,“救上来一个”、“两个……”他用手机发送救援的消息,没车回县城,只好在旷野上挨冻了一个晚上;去重庆武隆滑坡现场的路是机耕路,且被封锁,田文生费尽千辛万苦赶到现场;万永参加“退休高官”的庭审,差点挨打……在社会利益多元、矛盾日趋激化的今天,记者的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说实话,每当有记者去采写调查性报道,我深深担忧他们的安全。作为编辑,还要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不轻易相信有关机构甚至调查组的说法。
记者:一分汗水一分收成,你们的努力获得高度肯定。特别报道版主打栏目之一《今日出击》创立才两年多便荣获中国新闻奖名专栏。新华社多次在播发的通稿中称其“追寻事实真相,较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用脚采访,用笔还原,拒绝‘网友曝’,推出了一大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稿件”。你们当时怎么想到要设置这样一个栏目?
吴湘韩:2009年6月,特别报道版开办5周年,许多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但栏目设置不规范,主打稿件没有栏目名称,而且缺乏连续性,难以形成优秀的品牌栏目。我于是向报社领导建议:对不同的选题类型进行栏目化个性化改造,得到领导的首肯。
《今日出击》定位为重大调查性报道专题栏目,体现“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的办报宗旨和“开掘真相,澄清事实,担当责任,影响今天”的办版理念。该栏目刊登记者独立调查稿件,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开辟《特别追踪》《记者手记》《当事人》《对话》《专家态度》《快评》等栏目作为二级栏目。该栏目受欢迎的原因,主要因为选题切中社会热点或痛点,坚持新闻专业化操作,注重客观平衡和建设性。
“六不原则”,弥合伤口,减轻焦虑
——不撕裂社会伤口、不增加社会焦虑、不扩大阶层裂痕、不加剧对立情绪、不做“一叶而知秋”的推论、不制造效仿行为。
记者:好的选题是报道成功的一半,选题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家媒体的影响力。你是怎样把握调查性报道的选题的?
吴湘韩:中国青年报是一份全国性的日报,与读者没有地缘关系,不能像都市报那样贴近市民生活,但与读者有精神缘、价值缘,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都是读者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每个读者内心都有正义感,呼唤公平、法治。选取这方面的典型事件报道,就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社会反响大。
选题侧重于社会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体现这些问题的新闻事件要有样本意义,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以增强社会信心。回顾特别报道版10年来刊登的调查性报道,有一条鲜明的主线一以贯之,就是维护青年成长成才等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记者:调查性报道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既要敢于触及,又要注意把好度,尤其需要做到客观平衡、有建设性。有哪些经验与同仁分享?
吴湘韩:采编过程中我们坚持“六不原则”:不撕裂社会伤口、不增加社会焦虑、不扩大阶层裂痕、不加剧对立情绪、不做“一叶而知秋”的推论或全称判断、不制造效仿行为。对可能撕裂社会伤口,增加社会焦虑,或引起社会恐慌、他人效仿的选题,宁肯放弃。给双方平等说话的机会,凸显人文关怀,注重报道专家怎样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
生命至上,人文关怀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准则。有一个被举报人利用假身份证谋取公职,记者和实习生采写成稿了,但当我们听说她被查处后多次企图自杀,为避免引发不良后果,就放弃刊发了。
此外,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坚持用脚采访,用脑思考,用笔还原,用证据报道。至今没有一篇报道引发诉讼纠纷。
我们认为,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监督的意识增强,可用来做调查性报道的线索更加丰富,获取证据也更加方便,因此,舆论监督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最怕的是公关。我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和一线记者蹲在同一战壕,不因说情而不发记者辛辛苦苦采写的稿子;积极和报社领导沟通,让领导“兼听则明”,顶住压力;按照客观平衡原则,给被监督方一个回应的机会。对证据充分的稿件,允许记者在发稿前几个小时对被监督对象打电话采访,也就是说不给对方公关的时间。
艰难突破,获得独家的关键
——只有事实才令人信服,只有证据才无可辩驳。我们始终坚持有证据的报道,在铁的事实面前,被监督对象就会胆怯。
记者:2008年10月到11月,特别报道版连续几天以较大的篇幅对山西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社会反响强烈,从而推动了中国新闻界重建新闻公信力与记者社会形象的重大进程。当时的线索非常微弱,是您的坚持,才顺藤摸瓜爆出了这一事件。
吴湘韩:2008年10月21日,我在一个民间舆论监督网站上看到山西“封口费”事件的帖子,文字不多,但从上面的图片看,真实的可能性大。但从转帖上,我没有发现举报人的痕迹。晚上将这一线索发给正在山西采访的记者,他觉得难度大。我又找了记者李剑平,他找到了发帖子的原始网站,但该网站的人以种种理由不愿提供举报人的联系方式。我又把这个帖子发给中国青年报驻山西记者站和曾经驻站的记者,他们都说不认识图片中的人。头几天,毫无进展。
10月24日,通过百度搜索,发现“中国315诚信网”上有这个帖子,上面注明是“本网联动记者 戴骁军 特别维权报道”。再一查,发现他在一山西杂志上发过文章,并注明是记者。但电话打过去,说没这个人。后来辗转通过山西商报的朋友终于得到戴骁军的联系方式,戴愿意配合采访。
当天晚上,李剑平和驻天津记者张国在北京会合,连夜坐火车赶到太原。第二天上午采访了戴骁军,并拷贝了现场图片。我建议先暗访。暗访煤矿工作人员,证实矿难是真、瞒报是真、发放封口费也是真。张国得到了矿方的通讯录,并赶到干河煤矿的控股方——霍州煤电集团公司,找到董事长采访,董事长很热情,留记者吃饭。张国谎称外面还有一个同事,溜了出来给我打电话,我要他快跑。
能否突破,是媒体获得独家重大调查性报道的关键。突破成功,人无我有,这就是创新。在本案例中,突破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通过网络和媒体朋友找到关键的采访对象;二是记者注意采访技巧,用韧劲采访了对立面的关键人。率先掌握了关键证据,便争取了主动。
记者:您采编的不少作品,推动了保送生制度、高考加分制度、公务员考试体检制度的改革。做调查报道,准确把握事实不易,建设性地呈现更不易。
吴湘韩:我从事调查性报道采编20年来,从来没有因为调查性报道而引起诉讼纠纷。因为我始终坚持有证据的报道,至少核心事实要有铁的证据支撑。我说的证据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也就是诉讼证据。在铁的事实面前,被监督对象就会胆怯。
2006年6月至8月,中青报推出了一组完全独家的高考加分系列报道,历时两个月,分6期共刊发20余篇稿件,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将报道不断向深处推进。报道成功,归于多方核实,只写有证据的事实,留有余地。
我的“深喉”朋友比较多,当时接到一条线索:给干部和教师子弟发假国家二级运动员证,考生和相关人将于2006年6月13日中午在衡阳火车站进行交易。
考虑到举报人是一名考生家长,不愿细说、证据难以固定,我当时设想了多种获取证据的方案:直接取证,到测试考场进行现场观察、伺机采访和拍照;跟踪暗访,偷拍交易时的照片;想法拿到考生名单,到各高校找当事学生、老师核实……但举报人含糊其辞,甚至关于参加测试的学生可能乘坐的车次和集合场所都不愿意透露。
6月11日,记者赶到交易地点——一棵大榕树下等候,希望能够遇到当事学生或带队老师,结果一无所获。在火车上各个车厢展开地毯式搜寻,始终没有找到目标。结果在公交车上发现了目标,遵循这一线索,记者乘出租车赶赴报名现场。从司机口中得知,目的地附近道路两侧已被省内各地小轿车挤占,说明举报人之言非虚。于是用相机记录下了延绵近1公里的车龙,固定了一个证据。从考点报名处记者了解了参加测试的考生人数及考试项目,并在报名人群中看到多个瘦弱的考生。随后想方设法进入考场暗访。
在调查性报道采访中,我们特别注重对关键事实的突破,注重固定证据。因为只有事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证据才无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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