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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入行三十余年，穿越国内外时空，结识各路人马，遭遇各种事件，写就各类文章。俯寻满地“碎片”，尽管经年已久，总有一些让人激情再燃……
大来的忠告
1992年，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中国经济再次进入了“快车道”。但到了秋季，日本媒体就出现“中国经济可能过热”的议论。这可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判断，有必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国内。我马上采访了5位对中国经济有所了解的一流的日本经济学家，他们都对中国经济提出善意的提醒；这个系列文章顺利见报了，可社会反响平平。于是，我瞄准了更具名气、更具权威的大来佐武郎。他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出任过大平内阁的外务大臣，我国制定“七五”、“八五”计划时，都征求过他的意见。
我跟大来先生没打过交道，通过朋友几番辗转终于联系上了。大来听说是中国记者采访，欣然应允；但他的秘书提醒：先生最近身体欠佳，采访时间只有半小时，请事先传一份采访提纲。半小时！太紧张了。那么，这采访提纲就十分关键了，一定要使先生一看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为此，我读传记，看史料，梳理数据，整整准备了4天。
1992年12月17日下午，大来先生在办公室接受采访。不出10分钟，我就知道一篇精彩的文章有了！“中国经济的确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
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与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之间有个差额，这就是现代资本积累。差额过大，说明国家拿得太多了，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差额过小，说明分配过头了，不利于投资与积累，请中国朋友重视这个问题。在经济追赶阶段，我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请中国政府注意，这一定是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的基础之上的……”先生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看他有些累了，就转移会儿话题，“听说先生在中国大连出生？我也是大连人。”先生的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了，问大连这，问大连那，那次采访进行了近3个小时。
马不停蹄地参加一系列的忘年会、新年会，又忙忙碌碌采购了一些东西，我就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休假。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从广播里听到大来先生去世的消息，顿感内疚，当天赶出7000字的专访文章交给编辑。
1993年4月30日晨，我在东京照例浏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驻京记者的眼睛真“毒”——“中国最大的经济报纸异常地以整版的篇幅，借已故大来之口告诫经济过热”，我知道文章见报了。中午，报社国际部发来传真，说总编辑范敬宜要求一定转达到对姜波同志的谢意；傍晚，国际部又告我说文章获得了总编辑奖。为什么？后来得知，那天中央在上海召集华东6省市负责人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一开始就说：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请看外国朋友是怎么说的。今天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学习《经济日报》……
事情还没有完。1994年6月中旬，国际部几次催我把采访大来先生的所有情况赶快报回。事情都过去一年多了，是不是搞错了？原来，是“朱办”催得很紧，说朱镕基同志又仔细研读大来的专访，觉得好像记者意犹未尽……
赛特太离谱
1993年2月中旬，在国内休假的我与朋友吃完饭后走出中信大厦。对面不就是赛特吗？在东京就听说了。果然是富丽堂皇、气象万千，就是价格太贵了。同样的商品，比日本高级百货店还贵上好几倍，这不是宰人吗？我回到报社，向财贸部同事们说起这事时，七八位编辑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你写！你写！我们收到好多电话和信件，都说赛特太黑了，但都没说出个子午寅卯来。”第二天，我又去了赛特，记准了一些商品的售价，与东京最高档的三越百货对比，写了篇800字的《赛特，你太离谱了》。文章发在消费版并不显眼的位置，还没等有什么“动静”，我就结束假期返回东京了。
4月中旬，报社财贸部编辑给我传来北京某晚报的版面，“哥们儿，好好‘伺候伺候’呀！”好家伙！《也许燕莎、赛特并不“离谱”》，整版都是以嘲讽的口气批驳我；不过，下边刊登了一条赛特的广告。这还得了？我赶紧采访，连续发了《再谈赛特太离谱》《“愿打愿挨”是定价原则吗？》《谁家欢乐谁家愁？》。一时间，京城媒体热闹起来，《中国青年报》、国际广播电台也参与进来了。该晚报又发了整版的《赛特离了谁的“谱”？》，作为回应。也许是出于平衡原则？不久，该晚报又刊发一个版的来论，除一名赛特职工说贵不贵由市场说了算外，其他人都说赛特价格贵得不像话。我在国外听说，赛特成为当时的社会热门话题，“离谱”也成了一时的流行语……
两年多后，我结束任期回国了。赛特老总几次带话要请我吃饭，“黄鼠狼给鸡拜年”，我没搭理；可人家第四次发出邀请，我就不能不去了，否则倒显得我心虚似的，就与财贸部同事们一起去了赛特。总裁王辛民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你架子也太大了吧？我是诚心诚意想见你。”“为什么？”“你的文章击中了我们经营的软肋。”“这是官话。”王辛民说：“我真是诚心诚意。因为你的批评导致赛特业绩严重下滑，老总辞职了，我才有可能接任总裁。”哈，爽快人！后来，我们成为朋友，我经常就一些问题请教他。我当时跑商业，采访中遇到一些国有商场的老总们，他们一看名片，“你就是姜波？就是批赛特的那个姜波？” 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厉以宁大方“馈赠”
1997年3月6日，北京建银饭店，出席全国两会的湖南省人大代表们正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先是书记，后是省长，都是滔滔不绝。我心里挺着急的，因为我和在场的近百名记者一样，都期盼厉以宁发言，也许能抓出个好报道来。好不容易，终于迎来会议主持人请厉以宁教授发言的时刻。可谁都没想到，厉以宁环顾四周，用比较生硬的口气说：“我不讲了，因为有媒体在场。代表们如果想交流，可以在饭堂和房间里谈。”不对呀，这不是教授的风格呀，他历来对媒体很友好。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看来厉以宁真不讲了，旁听的人们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三五个记者。这时，厉以宁起身走出会场，我估计他是去“方便”，就跟了出去，在他回来时必经的一个休息室门口等他。“厉老师，我是经济日报的……”“我不是已经说过我这次不讲了吗？”“厉老师，对中国经济几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是采访，向您请教。”我半请半拥地请厉老师在休息室沙发上坐下。
“我们一直说经济形势很好；是的，增长率较高，物价也在回落，可是就业形势太严峻了……”没等我说完，一直阴沉着脸的厉以宁拍了一下茶几，“就是呀！一般说来，看宏观经济，一是增长率，二是物价，三是就业，四是国际收支。我认为首先要看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嘛。现在，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大学生就业也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厉老师告诉我，他本想就这个问题大声呼吁。但以前就是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说都可以，现在是民主党派负责人，说话要注意身份啦。说着说着，厉老师又看我一眼：“咱们好像见过面吧？”我赶忙打趣道：“厉老师是贵人多忘事。89年两会在雅宝路空军招待所，我去您房间请教，您还给我在您的大作上题词；90年春天，我去您家采访，您当时住北大燕园47楼吧？”
我问可不可以把刚才关于就业的内容整理出来发表，厉老师说还是不讲了吧。“不过，我有原则，你要完成任务。这样好不好？我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小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你们报纸能发表吗？”对这意想不到的“馈赠”，我喜出望外。“能！当然能！求之不得！”厉老师回会场拿公文包，两个记者可能是嗅到什么，也跟到休息室，厉教授长厉教授短的。“没你们什么事。我跟经济日报有约定……”哈哈！就这样，我抓了两个“独家”。
（作者系经济日报科教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