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高职:
缓解教育公平焦虑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组组长、中山大学原校长 黄达人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近期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扩大部分省份承担的两类专项计划规模,即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更多专门招生指标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受到广泛关注。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大力加强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是长远看投入重心还要下移,需要更加关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通过实地考察,越是在贫困地区,老百姓对于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的反响越热烈。我们在讨论教育公平的时候,在讨论教育投入的时候,是否应该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双一流”建设,国家和很多省份的决心和投入都很大,也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国家有计划支持一批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应该把支持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与“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匹配起来。我始终认为,高职院校应该积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也应该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中,主动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技术革新等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这就需要打造升级版的高等职业院校。应该依托一些高职院校的办学优势和区域产业特点,在学校里建设一批面向一两个行业或产业的产学研综合平台,使其成为高职院校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平台、“双师型”教师成长的平台以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平台。这一建设应该兼顾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还需要对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给予额外的关注和投入。
当我国的各类大学,尤其是高职院校都逐渐“优质”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对于适合自己的大学和人生发展路径可以预期、有更多选项的时候,考生和家长面临高考的焦虑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离教育公平的理想可能就会更近一步。
六大机制
解决现代再生资源产业深层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程会强
第一个机制,从整个社会层面要加大这个社会的宣传机制。再生资源产业在新常态下,十多年的引进之下,对我们国家的节能减排,对解决我们的资源短缺,对解决环境未来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机制是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当中,徒手之劳就可以使产业前端产品大大降低,特别像现在垃圾的前端分类和减量工作。
第三个机制,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机制。中国垃圾分类的问题应该说是在十年前开始进行试点,但是到现在效果还不是非常理想。这样需要采取强制的措施予以保障。
第四个机制,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还要采用利益引导机制。比如我们现在在一些大城市建立的智能回收系统,现在北京的机场、高铁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智能回收机,这是通过反券、积分等等利益引导方式使公众进行精确分类,实现资源的有效回收。
另外还有一个机制,要加强这个技术的支撑。技术支撑的机制以及相关的工作,比如像宝钢,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采取了一些工艺的改革,上下游的连接,不同产业之间的组合,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在园区,以及我们更大的社会层面都形成一些共生机制,这些是保证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很重要的技术支撑。
最后我们认为,整个发生资源产业,不光除了我们所说的几种机制,还需金融的翅膀,这个使我们产业迅速发展,迅速解决产业规模发展的很重要的机制,金融的创新,实现我们再生资源的跨越式发展。现在在天津、河南等等,采用供应链金融,建立有色金属的交易指数、交易中心,大连建立再生资源交易所等等,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试点。下一步通过资本的运营,可以使传统也获得新生,最终为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加强当代青年法治精神培育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夏力
提升青年法治意识。提升法治意识是推进青年践行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国家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融入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之中;社会要加强法治教育和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引导和提升青年法治素养的过程中,增强法治的文化和道德底蕴,充分发挥公序良俗对青年法治意识形成的促进作用,达到提升青年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目的;就个人而言,青年要熟悉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学会用法治思维看问题,逐渐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进而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培养青年优秀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法治精神旨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公民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完善的需要。当代青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必须让青年明确在圆梦路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青年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要具有美德和法治精神,严格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通过法治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青年作为法治精神的践行者,引领社会的法治风尚,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要以法治精神加强青年拼搏和奋斗的勇气,使他们积极应对圆梦路上的困难和挑战,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成为法治精神的崇尚者与捍卫者。
时至今日,弘扬法治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大力加强当代青年法治精神的培育和践行,使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法治中国的建设浪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养老保障改革从制度整合入手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制度整合,一方面是公共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之间的制度整合,另一方面则是补充养老保障之间的制度整合。
前一个问题,就是要适度调低公共养老金给付替代率,相应地,就要大幅提高私人养老金给付替代率。目前国务院正在全国范围内下调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从长远来看,这是降低公共养老金给付替代率的一个制度准备。现在降低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将来也应相应降低其替代率,比方,我们可以逐步将雇主缴费调低至12%,雇员缴费仍维持8%,双边缴费合计为20%,这与现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总负担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为雇主创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留下制度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将社保的名义高费率降下来,让它更接地气,并将覆盖面和参保率真正做实到位。
后一个问题,就是要“三金合一”,简化补充养老保障制度,做大做强私人养老金。目前中国有三个补充养老保障制度并行,这就是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其中,住房公积金具有住房保障及养老保障的双重功能,而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则是同一个东西(补充养老)的两个名称、两个制度,因此,为了减轻雇主负担,简化福利制度,提升私人养老金储备水平,则有必要将三个补充养老保障制度合并为一个统一名称的私人养老金制度形式,这更有利于提升私人养老金的社会地位及作用。
此外,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是优化养老金生态的重要一环。只有稳健、规范、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为庞大的养老金储备提供保值增值、安全托管的重要通道,据此,中国公募基金至少还应该扩容十倍,这既是机构投资者群体培育的需要,也是养老金组合投资的需要。
新话语系统背后的大众价值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过去我们的话语系统包含一些明显特点和重要价值元素,比如官本位与级制度、统一思想与集中权力、全民讲政治等等。这已反映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比如经济活动中也充满了军事术语:“突击队”“排头兵”“大兵团作战”等等。作为比较,西方的话语系统也与其文化源头有关,即所谓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在此基础上注入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再加上价值观多元,从而形成与我们过去单一性话语系统大相径庭的话语系统。比如,我们关于南海问题原则立场的宣传片可以到纽约时代广场去播放,西方人觉得亦无不可。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讲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元化领导,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意味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因而必然构成大众的同一种话语系统。而西方的多党制和多元价值并存,必然形成多种话语系统或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并存,没人要求某一种话语系统。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目标多元化,中国社会仰视政治人物的传统文化心理正在发生改变。话语系统带有根本性,因为它是价值观的外化,反过来强化价值观。看一下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中国的白话运动,这一点都不言自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价值观的丰富,更加注重自身独立思考的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与过去政治思维和价值系统不同的新系统。这个过程和趋势投射到话语系统上时表现得不可逆转。既然如此,当下我们要认真考虑的就是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话语系统,保证有效转换而不紊乱。很重要的是顺应时代进行扬弃,比如政治范畴突出政治伦理规则和职责,避免过度单独依赖所谓高尚,尤其不能以官的大小标识高尚与否。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新话语系统中进一步注入丰富的人文精神。总而言之,新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是系统工程。
碳交易市场机制的理论依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许伟
外部性理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指被排除在市场作用的机制之外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主要指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它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个方面,外部经济性又称正面的、积极的或有益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又称为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
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包括两方面内容:在产权界定明确且可以自由交易的前提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律如何判决最初产权属于谁都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将达到最优,此为科斯第一定理。在存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此为科斯第二定理。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产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具体的交易方式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确定全国的碳排放权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使用。经过这一过程,明确了各个企业所拥有的排放权具有的产权界限,使碳排放空间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从而使市场在其中可以发挥作用,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转让和进入市场交易等操作,提高碳排放权市场的效率,进而达到控制污染和实现经济效率的目标。
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如同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一样,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各国的减排成本也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行业减排成本也不相同。这样,减排成本低的国家或行业就具有比较优势,而减排成本高的国家或行业就具有比较劣势。
从三个理念看科学立法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 于建伟
开放的理念。首先是立法过程的开放性。在慈善法起草、审议过程中,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及“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精神,立法者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书面征求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其次是制度设计的开放性。现代慈善的发展趋势是领域宽广,人人可为。与此相适应,慈善法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以调整范围为例,慈善法既调整慈善组织开展或者通过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又调整没有通过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比如,直接资助贫困学生,直接向公益性非营利的学校、医院、养老院捐钱捐物等。
务实的理念。首先是立足基本国情。牢牢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对慈善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生动实践作为立法基础,适当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抄照搬。其次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慈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把法律切实管用作为工作目标,从组织建设、行为规范、促进措施、监督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解决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增强慈善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创新的理念。一般而言,立法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通常具有滞后性。但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改革势在必行,而且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就要求立法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根据新形势新实践,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实现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相统一,更好地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打造良好城市文化生态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 李博
深入把握城市文化生态的内涵与特征。城市文化生态是城市文化系统发展状况的综合体现,包括众多构成要素,如城市规划能力、城市建筑设计水平、城市教育体系发展状况、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市民综合素质与精神风貌等。城市文化生态发展表现为多种文化要素的辩证运动,如传承历史文脉与发展现代文化、发展文化产业与刺激文化消费、保护名胜古迹与建设新城新区等。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应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工作、居住、消费环境,并有助于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城市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征看,我国多数城市是典型的核心城市,以“城”为核心,外围是副食品供应基地、粮食供应基地,最外围的山林、河流、湖泊沼泽带是基础能源供应基地。从城市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特征看,历史上的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文化生态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带动作用。
发挥城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作用。提高城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对打造良好城市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文化活动体系、演出服务体系建设,再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网络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不仅推动城市文化生态发展,而且为城市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是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载体。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多元的文化氛围、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包容的价值取向、完善的基础设施,都为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显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然为城市文化生态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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