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母蔡和森、向警予

    我的父亲蔡和森和母亲向警予同生于1895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6岁的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父亲也以105分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半年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两人都成为名师杨昌济的学生。

    两次提议“旗帜鲜明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结婚，两人捧着《资本论》拍了结婚照。婚礼上，两人还将恋爱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分赠给大家，人们把他俩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同年7月6日至10日，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父亲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

    同年8月13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母亲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

    9月16日，父亲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长达6000多字，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组织结构，父亲在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我父亲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

    负责主编《向导》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阁楼上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我的出生给双亲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为了纪念他们在蒙达尼的结合，父母亲特地给我取名妮妮。

    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亲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

    那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有一个编辑，父亲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为赶印刷出版日期，他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太疲倦了，连鞋子都不脱，和衣躺在床上睡一会儿，醒来再继续工作。有时哮喘病发作，也不肯休息。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又埋头编稿。

    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形势日趋严峻。母亲经常亲自到工人家里去作动员。她早出晚归，常常在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边吃边跑，赶到会场，上台就讲话发言了。有人看到母亲眼睛深陷，全身瘦弱不堪，想办法弄来一袋奶粉，她却送给了别的患病的同志。

    1927年底，武汉年关暴动败露，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母亲不顾个人安危，与省委工运部的女同志张金保一起，坚守接头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组织人员疏散隐蔽。她们整整饿了两天，才搞到几个烧饼油条，算是吃年夜饭。

    最后一次演讲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卖，母亲和助手陈桓乔一同被捕。

    几位留法的女同学，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关系，到牢房探望她，母亲泰然自若地说：“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

    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母亲带领狱友们背诵唐诗宋词。她在狱友缝隙中来回走圈子，有时双手按在床上，脚不着地，撑起全身，以此锻炼身体。

    5月1日，母亲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轻轻地对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

    5时零5分，牢门突然打开，一匪徒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过头来，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走出牢房。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母亲一路奋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匪徒们慌忙扑上去，拳打脚踢，不许她开口，母亲挣脱束缚，头一昂，奋力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匪徒掐住母亲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子泥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皮带扎住她的嘴巴和双颊，鲜红的血从她嘴角流出……

    33岁的母亲慷慨就义，最终践行了她的誓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

    父亲英勇就义

    一个月后，正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父亲，得知母亲牺牲，悲痛万分，挥笔写下了泣血浸泪的悼文《向警予同志传》。

    母亲牺牲后，我跟父亲住一起，住在党的一个秘密机关里。房子很小，有一个保姆，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话不多，身体也不太好，每天吃一个生鸡蛋。大概住了一个月后，蔡畅姑姑就把我接到她那里去住。

    1928年，父亲和蔡畅姑姑去苏联开中共“六大”，他们把我也带到苏联去了。当时我6岁，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大家都以为我是哑巴。

    1931年3月，父亲前往香港，住在一个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不久，大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了香港。6月上旬的一天，海员工会要开会，组织上考虑到形势危急，让他不要去参加，但父亲觉得不去放心不下。6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了会场，挽救了许多海员工会人员，可他自己却被等候在那里的叛徒和特务抓住了。

    父亲牺牲后，我跟亲人失去了联系，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3年，李立三找到我，说反动派杀了我父亲，他要我长大后为父亲报仇，我没有流泪。他送我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帮我跟亲人取得联系，我很感激他。

    亲爱的父亲母亲，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和弟弟蔡博在党的关怀培养下，长大成人，学有所长，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你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已经实现了！

    综合自《新民晚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