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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1935年生于福建，1949年随父母赴台。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价》《庄子今注今译》是人们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他在中国哲学领域一直主张“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
陈鼓应位于北大中关新园的寓所里，除了简单的陈设，书架上、桌上、地上是满满当当的书籍与资料。中华书局在出版他的《陈鼓应著作集》20册，如今尚未出全，他还在不停地整理与写作。《环球人物》记者扫了一眼，书架上大部分都是关于老庄哲学、尼采等专业书籍，有两本书却气质迥异。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另一本是聂华苓的传记《三生影像》，投射到记者脑子里的关键词是：政治与漂泊。
老人一生的密码，似乎就蕴含在这些书籍之中：一生动荡，作为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时局，将民主和民族作为生命的主轴，却也不断地被政治风波所放逐、隔绝。在孤独的逆旅中，投身学术文化的汪洋大海，寻找着心灵的原乡。
采访中，这些书籍资料也成为重要的角色。当涉及某个问题，老人总是随手翻出一些历史资料、典籍原文等，他不愿灌输概念，更希望现身说法。他说，自己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是交汇贯通的：现实的坎坷，常使学术之路中断，而学术又助他度过现实的困厄。
与故土亲人的经年之隔
陈鼓应祖籍福建长汀，客家人。母亲在鼓浪屿怀上他，因此取名陈鼓应。他成长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从四五岁有记忆开始，他脑海中的画面就是日本飞机呼啸，“我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却遭到无端的轰炸，母亲拉着我东奔西跑，房屋被炸毁，平民百姓遭到伤亡。”他日后民族意识的萌发，也植根于这段幼年的记忆。
当生活归于平静时，农村给他的感觉是亲切怡人的。在私塾里，他接受了传统启蒙教育，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在田间地头，他赤着脚到处奔跑，在山坡上放牛，在池塘边捕鱼。“农村的生活，四季分明，晚上看星星、看月亮，联想到司马迁的话，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最让他难忘的是清明节。陈鼓应的祖上是从河南迁到福建的，传到他已将近第二十代。每年的清明节，全家翻山越岭，坐渡船来到供奉祖先的祠堂，祭拜祖先。他记得一路上满是白色的“扫墓花”，祠堂旁边是一片树林，前面有汀江流过。至今说起这些，他还悠然神往，用家乡话给记者吟唱起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他家乡的村民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但行为方式通过家庭这个链条代代相传。无需警察或特务，村里就能很好地维持秩序。“我受父母影响，受整个村子的影响，‘尊尊亲亲’的宗法伦理渗透在我的血液里面。直到现在我没什么宗教信仰，但我一直继承了祖先崇拜的习俗。所以我希望现代化不要太城市化，把农村的祠堂都给毁了，那是我们千百年来精神维系的一个中心。”
但这样质朴安适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4岁时，因为父亲经商，他随父母和妹妹一家四口迁居台湾。少年陈鼓应没有预想到，从此以后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开始了和故土与亲人的经年之隔。
他回忆起自己在台大毕业之后，被分配至金门前线服兵役。站在金门岛望着对岸，他想起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四个兄长，“我为什么要拿枪杆子对着从小一直给我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哥哥？如果要打起仗来，难道要兄弟相残吗？”
祸福相依的人生
陈鼓应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度过，但他始终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特别是青年时代的他，身处于台湾这片特殊的土地，又是在那样一个敏感、脆弱、步步为营的时代里，他总在不经意间，踩踏着学术与政治的红线，挑动当权者敏感的神经，轻则丢失饭碗，重则去国怀乡。
1949年5月，台湾颁布《戒严令》，从此进入长达30多年的戒严时期；1950年又颁布《惩治叛乱条例》，成为知识分子头上的一道紧箍咒。当时有个口号“匪谍随时就在你身边”，讲错一句话，随时都可能招来牢狱之灾。陈映真、柏杨、李敖等作家，都被逮捕过。
即便是一封家书，也有可能招致飞来横祸。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与在大陆的亲友通信，一经发现将判处7年徒刑，知情不报者也同罪论处。一天，陈鼓应住在美国加州的妹妹托朋友将一封四哥从泉州写的信带到台湾，转交朋友张绍文，那是陈家兄弟音讯断绝后十余年来的第一封家书。在张家，陈鼓应拿了信走进洗手间，关起门来阅读。他的四哥在信中提议：他会通知长汀城里的二哥、河田乡的三哥，在中秋节晚上六点钟，兄弟几个共同举杯，遥相祝愿。陈鼓应读完默不作声，擦干眼泪，继续出来和朋友们聊天，假装若无其事。
学术生涯中，他更是几次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台大哲研所毕业之后，1963年他到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1966年，他的老师殷海光是台湾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因抨击时政而遭台湾当局禁止授课，特务机关整肃“殷党”，将陈鼓应、刘福增等几个殷门弟子一并清出校园。当时，陈鼓应和妻子汤凤娥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生活窘迫的他，急出了严重的胃溃疡。
直到1969年，他才得遇贵人查良钊。査良钊把陈鼓应引荐给台大校长钱思亮，说明“此人并没有思想问题”。忆及当时，陈鼓应在记者面前拍拍脑袋，“不是思想有没有问题，而是当时根本就没有思想。”
由此，他在台大哲学系谋得教职。那失业的3年，也并非全无收获，困顿的他为解决生计问题，东奔西跑，兼课度日，也开始着手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编纂老子庄子的今注今译。“如果不是那一段的坎坷，我可能不会那么快出学术成果，这也印证了老庄的哲学观点——祸兮福之所倚”。
但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呢——“福兮祸之所伏”。陈鼓应没有想到，另一个更大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 1973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令他跌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后长达20年才得以平反。
当年台大的很多老师都来自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秉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立民主精神。上世纪60年代，在高压的政治空气之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但在70年代初，因为反抗美国将钓鱼岛划给日本的“保钓运动”，沉默打破。“这已经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事了，而是民族主义的觉醒。这1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美国还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陈鼓应义愤填膺。他当时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和风云人物，风口浪尖的他受到舆论的关注，也直接将当局者的目光引向了自己。
蒋经国接见他，征询对时局的意见。在两个多小时的会面中，他一开口便直陈时弊，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民怨，而蒋大多数时间里一言不发。一席谈话下来，蒋经国对他的结论是“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年轻气盛的他一步步踩向雷区而不自知。1972年，台大召开“民族主义座谈会”，隔年，台大哲学系遭到整肃，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主角”陈鼓应在内的13名老师。
“河神与海神的汇流”
1979年，陈鼓应远走美国，却被取消回台签证，不得返乡。经杜维明推荐，他来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做研究。他像一名被放逐的天涯旅人，幸而还有老庄为伴。他静下心来重新修订自己的《老子注译及评价》《庄子今注今译》，这两本著作分别于1982年、1983年由北京中华书局以繁体字重排出版，为他日后回中国大陆开启了先声。
1984年，陈鼓应因为一个学术项目，在多年之后回归大陆。后经北大教授赵宝煦推荐，获聘到北大哲学系任教，讲授尼采和老庄。当他从中哲组主任汤一介先生手中接过聘书时，感慨万分。他相信此刻自己面对的，将是一片学术的丰饶之海。作为一个只身赴大陆并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从而引起轰动的台湾学者，他感到既孤独，又感慨不已。
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高校内，刚经历过“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庄子被批判扭曲得厉害，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没落贵族，是主观唯心主义、颓废，阿Q精神。而陈鼓应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尼采，也同样被扭曲得厉害。好在此时，改革开放已然蓬勃展开，各种思潮迅速涌入，被压抑破坏的传统文化也迅速恢复。1984年10月，汤一介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书院以“儒道”文化为主，陈鼓应和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大学者们一起，成为书院的“导师”之一，报名者趋之若鹜。
“和老一辈的学人在一起，我感受到之前被掐断的学脉关系。”之前在“留美派”主导、学术思想西化的台湾，研究老庄的他一直被排挤孤立。此刻，终于有了“群”的概念。他借《庄子·秋水》，把这种交流形容成“河神与海神的一个汇流”。
1988年陈鼓应开始提出“道家主干说”，1992年以书代刊，创办了《道家文化学刊》，如今已成为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核心刊物。对于这本凝结着心血的刊物，他犹记得办刊过程中的一些情形：当年住在北京芙蓉里的小区，有一天和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王博一起，菜和饺子都做好了，收到学者李学勤的电话，说文章已写好。两人放下碗筷，冒着大雪，骑自行车一路赶到社科院，稿子到手还是热腾腾的。
1993年，在被取消回台签证10多年之后，陈鼓应终于获准回台湾。时值“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专案小组对当年事件做出调查。尽管台湾当局从未正式表态，被解聘老师们的心灵伤痕也难以真正抹平，但陈鼓应还是由衷地感谢母校“迟来的正义”。
1997年他回到台大任教，却发现这时的台湾已经物是人非。他老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冲向前台，决意疏离政治，心向学术，不再写政论文章。但他“愤青”的那一面总还会不时地抬头。陈鼓应说，尼采和老庄于他而言不只是学术，始终是影响现实人生的两股力量。尼采的酒神精神、冲创8意识激发着他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总想充当改变现实的力量。而老庄的“安其性命之情”“游心”“归根”等，又让他拓展个体生命和精神的境界，安贫乐道，悠然自得。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环球人物》：您的“道家主干说”影响深远，如何评价和重估道家思想的价值？
陈鼓应：“道家主干说”指哲学领域。我认为道家为中国哲学注入了四种最独特的精神：宽容胸怀、个性尊重、齐物精神、异质对话。老子提出了“道”的概念，开本体论、宇宙论之先河，并且提出了“气”“理”“太极”“有无”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他所开创的直觉思维，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
在社会文化层面，儒家仍是主导。虽然经历文化断裂，但今天所有华人仍然重视亲情，在人际关系中也保持着亲和感。
《环球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家思想有不小的误解。比如说，认为道家思想就是消极避世。
陈鼓应：老庄思想不消极，它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不仅如此，它让主体精神在困顿中获取自由，也令心灵在观照万物中体悟美感。庄子提倡“逍遥游”，“游心”非常重要，在无穷的时空中让你的精神视野开阔。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之间，不只是关在笼子里。
《环球人物》：您如何看待老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联系？
陈鼓应：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功利化，把人机械化、工具化了。人们追逐物欲，盲目、骚动，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庄子·缮性》中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老庄倡导的虚、静、明等，有助于我们与物质追逐拉开距离。通常我们说自由，侧重于财富的自由、法律的自由、政治的自由，除了这些之外，精神的自由很重要。庄子像一面镜子，映照现代人浮躁与紧张的心灵。
世界原本丰富多彩，但是现代社会，却走向刻板化、模式化。资讯铺天盖地，人迷失其中，终日关心琐碎之事，自己的心智跟精神也变成了碎片。科技把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同时又把每个生命孤立起来。道家思想可以把人带向另外一个境地，再反过来观照我们生命本身。
《环球人物》：您强调当代社会要站在地球村上看问题，老庄思想和全球化能呼应上吗？
陈鼓应：庄子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相应，他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最具当代意义。
《庄子·齐物论》中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庄子主张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事物之间应该“相尊相蕴”，以开阔的心境、开放的心灵，照见丰富的世界。当今社会，我们应该破除单边思考的模式，要学习尊重地球中各个不同的民族，并欣赏与包容不同的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相互汇通时仍保有各自的独特性。在世界范围，群体与群体也可以相互交流、彼此了解。所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民情、文化价值都有所不同，应当彼此会通，而不是唯我独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