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罗箭，有两个想不到。

  　想象中他应该是位威风凛凛的将军，而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位斯文儒雅的长者。

  　一说起少将的事儿，罗箭竟是满肚子委屈。他说，自己本来是个科技工作者，要是一直从事科技工作，现在应该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但却被张爱萍将军“逼”着参了军。这个将军是他不情愿的。

  　与罗箭的两次谋面都是在大将子女们的聚会上。两次见面，将军竟都穿着同样一件军用T恤，一条黄色的军裤。身为前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他却朴素平和，如一个文职老兵。

  　谈起父亲，罗箭脸上展现出灿烂的笑容。他告诉记者，父亲罗瑞卿在做公安部部长那会儿，大家都觉得罗大将很严肃，不容易接近，但在他们7个子女眼里，他是个和蔼可亲的父亲。

  　罗箭的一生受父亲影响颇深。若不是父亲，他不会走进大漠，也不会终生从事原子能事业。

  　三个名字的寄托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对他的真正影响，是从进京后开始的。有一次，他们几个兄弟姊妹坐在一起商量将来学什么专业。父亲当时正在看报纸，听到孩子们的话，很快抬起头，说了句：“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一辈子仗，可对建设社会主义却搞不懂，现在是到你们这一代建设新中国的时候了。我看，还是选择理工科的好，将来用得多。”这话深深印在了罗箭的心里，并从此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1958年，20岁的罗箭中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当时班主任建议罗箭报考理工科大学。罗箭将报考志愿带回到家里，但罗瑞卿并没有替儿子做决定，而是对他说：“填报志愿的事，还是你自己做主。”

  　酷爱理工科，并一直担任物理科课代表的罗箭，早已打定主意要学“原子能”。当时，美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深深吸引着他，日本广岛上的硝烟在他脑海中久久不散：富国强兵，离不开原子弹。而当时，他最向往的，是由陈赓当院长的哈军工。“填报志愿前，我还偷偷咨询过陈伯伯，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哈军工还没有设置原子能专业。”当时国内唯一开设原子能专业的是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这个专业首次招生，也成了罗箭唯一的选择。

  　那年高考，罗箭的物理考了满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专业顺利录取。3年后，哈军工设置了原子能专业，扩大招生时决定从各大学三年级学生中招收一批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原子能专业人才。罗箭如愿以偿进入哈军工原子能专业，并以优异成绩于1963年从哈军工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原子能专业人才。

  　多年以后，罗箭才明白，自己正在实现的梦想，其实在父亲心中早已萌芽。这从他们兄弟三个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

  　当年为孩子们取学名时，罗瑞卿写了“箭、宇、寰”三个字，让三个儿子挑。当时罗箭不在家，他的二弟第一个挑了“宇”，三弟随后挑了“寰”，只剩下一个“箭”。 罗瑞卿说：“这个就给小卿(罗箭小名)吧！”后来兄弟三个才悟出，父亲是用他们的名字，寄托了心中科技强国的夙愿：希望新中国尽快研制出火箭、原子弹和宇宙飞船。有意思的是，罗瑞卿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从此，罗瑞卿一家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打上了交道。

  　儿子失踪了

  　1963年初，大学毕业的罗箭分配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国家核试验研究所，开始参与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由于当时的核试验基地在新疆，当年3月，国家决定，选送罗箭等一批科技人才组成一个试验队到新疆工作。

  　这是一个绝密的国家任务。当时上级的要求是，执行任务的决定不能对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说。3月中旬的一天，罗箭回到家里，默默地收拾好了行装，然后对父母说：“我要到外地出差一段时间。”

  　罗瑞卿当时问：“干什么去？”罗箭回说：“上级要求，这次执行的任务不能说。”罗瑞卿夫妇相视一笑，温和地对儿子说：“去吧！”其实那时候，身为“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大将，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

  　在位于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堡里，罗箭一呆就是8个月。其间，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罗瑞卿心里挂念，却又不能问，只能每次在总参开会时以开玩笑的方式提起儿子：“我儿子都失踪了好几个月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战友们与他开玩笑，心里却明白：将军这是在思念儿子了。那年8月，张爱萍将军到新疆出差，一个一个试验站找，终于在光学测量站找到了罗箭。他一把抱住罗箭，喊着：“我替老罗看看儿子。”刹时，飞纵的泪水洒满了罗箭的肩膀。那次执行任务，罗箭隐姓埋名整整“失踪”了8个月。直到11月底，他才回到北京。

  　1964年，试验顺利完成，罗箭立了三等功。送喜报的时候，居委会的老大妈还在嘀咕：“这个大院里肯定住的是一位大人物，每次光见车不见人，这次可要亲眼见一见了。”没想到，那天罗瑞卿夫妇都不在家，大妈他们敲锣打鼓地将喜报送到大将家门的时候，却被秘书挡在大门外。大人物没见上，老大妈们满肚子不高兴。

  　当晚，罗瑞卿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并嘱咐夫人第二天一大早一定亲自登门道歉。第二天，当见到登门道歉的大将夫人，居委会老大妈们感动得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家规写在墙上

  　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人们都说他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说起这称号，罗箭一下子笑起来，他说：“父亲外号‘罗长子’，身高一米八二，比主席还高一厘米，又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保卫工作。主席曾经说，天塌下来都不怕，有罗长子顶着呢。当时主席出去，一般都是由父亲陪着。”

  　罗箭还记得，1959年6月毛泽东回长沙游了湘江。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不会游泳的父亲，硬是在50岁学会了游泳。“他就担心出现意外。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

  　罗箭听父亲周围的工作人员讲，当时的历史环境主要是防奸、防止叛乱。“毛主席告诉父亲，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苏联建国以后高级领导被刺杀、暗杀；列宁都被特务打了。主席给父亲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出现这种事，出了这种事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罗箭说，总的来讲，毛主席对父亲的工作是肯定的。但还是有两件事挨了批评，一个就是陈毅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要刺杀陈毅，当然没成功；再一个就是叶剑英元帅的车走到街上被特务公开拦住，还开了火。

  　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很多人觉得罗瑞卿太过严厉，而这种严厉，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治家和教育子女上。“父亲把严厉的家规写在墙上。”罗箭告诉记者，罗瑞卿因为工作忙，常常见不到孩子，便在墙上写下他的要求。“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一定要看毛选，一定要熟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平时生活中也要按照这个做，这个就是标准……”

  　罗箭一直记得父亲的一句叮咛：“你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他说：“我从小上学填表的时候，都是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填父亲的。”罗瑞卿不希望儿女们靠父辈们的荫护生活，他觉得孩子们应该自食其力，应该自己努力凭真本事成长。罗箭1952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后，供给关系在学校，暑假领了伙食费回家，就把钱交到大灶上。他笑着说：“当时，父母吃小灶，我和弟妹却都不能和父母一起吃小灶。”

  　刚被解放，又被“发配”

  　与所有大将的遭遇一样，“文革”中罗瑞卿备受迫害，他的孩子们也未能幸免。身为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罗箭被强令回到父亲的四川老家，在一个缫丝厂当杂工。“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卫生，有时推着小车去送蚕茧。”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痛楚。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7年父亲恢复工作。当时，罗瑞卿身体不好，而7个子女却全在外地。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你们出生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什么可特殊的。你们要特殊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

  　罗瑞卿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扫荡中幸存的女儿峪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一待就是十年。当时，组织上考虑到罗瑞卿年纪大了，很需要有个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便让他把罗箭调回北京，但这个决定被罗瑞卿拒绝了。他说：“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边疆更需要小卿这样的科技人员，让他回来干什么？”

  　于是，罗箭又被父亲“送”到了新疆，一呆就是好多年。“那时候还是很想不通的，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自己在他身边。后来想一想，这是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是爱儿子的，但他心里装着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国防事业。”

  　罗箭感慨，“做罗瑞卿的儿子，很有面子。”可是，罗瑞卿却不给7个子女多少面子。“父亲过去的辉煌历程，他从来都不主动说，我们听到的，只是从别人嘴里传来的。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但他从不把这种气氛带回家里。”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罗箭在一个大将邮册的首日封上顺手签上了“罗小卿”的名字，送给记者。他说，自己从小一直被称作小卿，到现在除了公务用名外，他一直用的还是“小卿”这个名字。“当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和父亲靠得很近、很近。”

  　其实，在罗箭心里，父亲就一直没有走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