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胡友松是在她的家——山东台儿庄的一栋别墅里。作为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妻子，今年67岁的胡友松独居于此。当年，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血战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如今，为纪念这位国民党将领，台儿庄修建了李宗仁史料馆；同时在距史料馆不远处，为胡友松建造了一栋别墅，并邀她出任史料馆的名誉馆长。

  　胡友松老人的家里挂满了她造型各异的照片。当年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就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老人说，她现在的生活颇为简单——读书，练字，画画。但每隔几个星期照几张艺术照，却是必不可少的。看得出来，老人很在意她的母亲——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皇后”胡蝶遗传给她的相貌。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一天，胡友松特意披上一件白色镂空披肩，颇像旧时的电影明星。不过，记者知道，在她安闲的外表之下，埋藏的却是她坎坷的人生经历——她先后用了胡若梅、胡友松、王曦三个名字，每一个都意味着一次“重生”，也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风光无限”的童年回忆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上海。那时她叫胡若梅，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由于是私生女，若梅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曾问过。母亲只是跟她说过：“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对于自己的童年，胡友松最愿意提起的就是各色干妈——那些军官的太太们。“我有很多干妈，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把我接到那儿。她们凑在一起打牌、跳舞，我就在旁边看。”可以想象，那时的若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见过很多世面。

  　但是，若梅没有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的包房里。胡蝶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能回来看女儿一眼。6岁那年，若梅染上了湿疹。在医生的建议下，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若梅到气候相对干燥的北京长住。即便在这个时候，胡蝶也只是偶尔来去匆匆地到北京探望女儿。

  　在胡友松的印象中，与母亲见面是这样的——“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就是这样。”对她来说，“母亲”更像是一个符号。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不能从胡友松的表情中发现她对母亲的依恋，所能看到的只有她对童年的无奈。

  　遭母抛弃，初恋夭折

  　对于童年的一切，若梅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她没想到，有一天，母亲会抛下她远走他乡。直到母亲去世，两人都没能再见一面。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胡蝶在此时只身奔赴香港。胡蝶离开时的心境无从知晓，但她的离去，却让留在养母沈文芝身边的若梅，开始了苦难的少年生活。那年正月的一天，养母一边叫着“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若梅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我一直走到了什刹海，大叫‘妈，你接我来吧！’”胡友松说，她当时绝望得想到了死。“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寒风凛冽中，她冻得瑟瑟发抖却无处可去，最终还是回到养母家中，任凭虐待。

  　新中国成立后，若梅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进入中学读书后，她把名字改成了胡友松。她想融入社会，但谈何容易！“特别是‘家庭出身’一栏，我什么都不想填，最多只写养母的名字。”不幸的是，她的身世还是被查了出来，“胡友松”被从第一批入团名单中撤了下来。从此以后，胡友松沉默了。但她豪不掩饰自己的“虚荣心”——每当同学夸她长得漂亮，说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时，她都努力显出很自豪的神情。“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起我家里的事，我只在心里说——‘我的家人在虐待我’。”

  　如孤寂的花朵一般，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她成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名护士。在这里，她有了初恋情人——一个五官科医生。在胡友松的描述中，这位医生是上海人，长得英俊潇洒。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当时，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

  　胡友松的初恋，夭折于1960年。当时，与蒋介石积怨重重而一直客居美国的李宗仁，正通过好友程思远与大陆进行秘密接触。沉浸在失恋痛苦之中的胡友松并不知道，她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已经在冥冥之中开始了。

  　年龄悬殊49岁的结合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李宗仁终于返回祖国。正在通县（现北京通州区）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这个名字。“这是那天我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国民党的代总统回到共产党这儿！我当时感到很惊讶。除毛泽东以外，新中国的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去机场迎接他，我因此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胡友松不会想到，1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已76岁的李宗仁，成为他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归国刚1年的李宗仁第二任夫人郭德洁因病去世。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了找一个人陪伴自己的想法。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程思远的朋友、曾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医院领导于是找胡友松谈话。“他们没告诉我李先生的事情，只问我是不是觉得在医院工作太累。我说：‘是啊，待遇又低。’他们问：‘那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于是，胡友松坐上了久违20多年的小轿车。“我问他们要带我去哪儿，他们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在一个很大的客厅里，胡友松见到了李宗仁。30年后，她仍然很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李宗仁一定是很高大的，但他的个头其实不高。不过，他很有军人气质，声音很洪亮。”

  　李宗仁则是一下子就迷上了胡友松。“他特别高兴，对程思远说他就喜欢大眼睛。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夹菜。吃完饭后，我说我要走了，他很舍不得地亲了我一下。对这种外国人才有的礼节，我当时接受不了，就赶紧躲。”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上边”却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胡友松对此理解为：“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明媒正娶。”李宗仁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9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红颜配白发，但胡友松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她坦率得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就这样，胡友松“忘”掉了当初“永不嫁人”的誓言，“没想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当时我就是觉得，我去了，就是主人了。”

  　3年温暖的婚姻生活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婚宴规模不大，只有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参加。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胡友松的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走进卧室，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程思远跟我说过，李宗仁身体有病，最多能再活几年。”不过，胡友松明白，这段婚姻肯定是要继续下去了。

  　婚礼过后，李宗仁和胡友松到北戴河休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既是丈夫，又像长辈，反正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那时复杂的心情。”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胡友松分明又是在表达她的温暖感。“我在我的卧室里睡觉，他每天夜里都要过来看一看，给我盖被子。后来我烦了，让他以后不要来‘吵’我。但他还是去，光着脚蹑手蹑脚的。”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都嗑好了。第二天，我醒来一看，哎呦，那可是一整盘子瓜子仁儿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从未体验过家庭温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细心和关爱融化了。

  　当胡友松开始享受幸福与归属感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陷入混乱。看着周围的人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威力。一天，胡友松随李宗仁去北京饭店理发。她烫了一个很时髦的卷发。没多久，“医院的人给我贴了张大字报。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等等。”于是，在朋友的提醒下，她赶紧把“大波浪”剪成“革命头”，脚上穿的也由皮鞋换成了布鞋。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典礼。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楼。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他病发入院，被查出患了直肠癌。想到丈夫的生命危险，想到动乱的社会环境，胡友松跑进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1969年1月30日，在年轻妻子的陪伴下，78岁的李宗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一谈起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马上变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那一刻，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将从此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和复杂的政治环境……

  　让人感叹的人生总结

  　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与李宗仁结婚前，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负责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在临终前备感欣慰。从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但它却是胡友松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一笔。

  　李宗仁逝世后，上级领导曾批示：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郭德洁的遗物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了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

  　丈夫离去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那时，“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先是被赶出李公馆，后又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参加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1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后，胡友松被调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她又结了一次婚。但这次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念叨着“蝴蝶要飞走了”的遗言，在加拿大病逝。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亲终去时的样子，更不知道胡蝶“飞”走时是否还记得有个女儿叫若梅！

  　如今的胡友松，尽管生活平淡如水，但与两个传奇人物——胡蝶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她仍然与众不同。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4个字：“一生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