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确立了“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重点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开发绿色产品，打造低碳节能供应链”的重要策略，为大湾区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勾勒出美好蓝图。

　　在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外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大湾区的绿色低碳发展面临诸多新局面新挑战，主要表现为：绿色产品销售渠道减少及运输难度增大、绿色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提高、港口贸易的冲击和低碳领域科技合作形式受限等。与国内其他城市群显著不同的是，大湾区涉及跨境贸易和运输。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有力、疫苗的加快普及，经济社会恢复迅速，大湾区的绿色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仍需在当下对策和预警方案上做好功课，抓住新机遇，顺势加快低碳产业转型和低碳生活方式形成。

　　针对疫情防控与大湾区绿色发展新形势，建议实施“控风险、筑平台、立方案”的“三步走”战略。

　　首先，建立健全以港口贸易和跨境运输相关的高风险从业人员为重点的健康风险全面管控体系，促使大湾区走出安全的绿色复苏和能源转型道路。

　　从装卸储运、生产加工、销售经营、餐饮加工等全过程，加强港口贸易和跨境运输等高风险从业人员的新冠病毒防控管理，形成健康风险全面管控体系。科学研判经济复苏后的多元产业模式构建、产品升级换代、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碳节能的清洁能源投资形势。为提供应对措施和预警方案，应实时监测疫情下企业的碳排放和碳交易情况，关注家庭用电和燃气使用的变化，并组织常态化的专家研讨会评估大湾区绿色产业链的稳健性、资源循环性和气候变化影响。受疫情影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与我国贸易关系紧密的湾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动荡，出现部分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导致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发展停滞。鉴于此，我国应遵循“国内国际双循环”策略，选择国内生产过程低碳化和贸易投入要素低碳化并行的路径，为生产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护航；在大湾区内部，部分城市仍存在产业同构、合作开放程度不足和能源转型阻滞等问题。未来应通盘考量各地绿色发展和能源布局短板，“把把脉、提良方”，拿出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的城际良性合作方案，为全局的能源结构转型提供抓手。

　　其次，构筑实时更新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智能化评估全球疫情下大湾区能源和绿色产品供应的效率和稳健性。

　　国外疫情和政局形势放大了各城市间产业信息不完整、不相通等问题。应尽快构筑以大湾区城市群为中心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梳理珠三角九市和港澳地区低碳产业与港口贸易能源供需数据，实时识别疫情影响下重点能源产业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销售和供应堵点。同时，应把握好设计研发、原料供给、生产制造、包装运输等环节，研判大湾区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下的演变形势，跟踪其供应效率、稳健程度和碳排放的动态变化，形成实时更新的产业链+物联网全球化数据站。大湾区升级为国家战略后，也应集合高校、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建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大数据研究创新平台和应用先导区，找准“后疫情时代”绿色产品产业信息化的特色路子。

　　再次，倡导“一体规划、兼顾差异”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我国节能减碳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大湾区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也包括低碳环保和高新技术相关产业链。面临外部的经济寒冬，应坚定倡导“一体规划、兼顾差异”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调动国内市场的积极性，走出各城市各行业生产消费相结合的纵深减排道路，实现大湾区整体和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减排目标，助力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粤港澳三地行政与法律制度差异比世界其他湾区都更大。因此，需妥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差异，找准三地的资源互补与协同减排潜力，联合开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模式研发，探讨造链、补链、延链、强链等配套策略，为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贡献。此外，还要调动位于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周边城市，充分体现和发展地区“个性”，为其参与碳交易、碳普惠和新能源产业布局提供便利。在大湾区经济圈的辐射带动下，搞活当地的低碳扶贫、低碳创收。 

　　唯有保证政策篮子里有足够的储备，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控风险、筑平台、立方案”可助力大湾区抓住新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节能、低碳和有韧性的世界级绿色城市群名片，积极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大湾区方案”。

　　（陈绍晴系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夏楚瑜和陈彬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