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炼油新增产能仍在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加速释放。基于当前在建和规划的项目研判，“十四五”期间我国炼油能力将轻松突破10亿吨/年，整体炼油能力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低碳乃至脱碳发展理念席卷全球的当下，炼油产品的需求增速近年来始终难以赶上新增产能的“井喷”速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化大发展，正在加速蚕食传统成品油市场份额，导致炼油产能过剩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长期现象。供需关系的长期不平衡，对于任何一个行业都将是致命打击，炼油位居产业链下游，属于高度市场化的板块，产能过剩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何切实化解过剩产能，由此成为业内人士的共同关切。

　　与煤炭行业类似，炼油领域的产能过剩，集中体现在落后产能过剩。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产能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我国依然批建了一批巨型炼化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不是配套设施齐全、工艺技术先进的优质、高效产能，符合集约化、规模化、高质量的产业升级大方向，它们的入市理论上能够有效淘汰、替代那些在过剩环境下竞争力不足的落后产能。

　　在此背景下，炼油领域沿用了其他行业压减过剩产能的经验，采取“上大压小”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国家主管部门和行业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上大”方面取得了扎实而亮眼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千万吨级以上炼厂能力8300万吨，占新增炼能的七成左右。期间，我国以极为开放的姿态努力营造了一个公平竞技的大舞台，无论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只要项目规模大、工艺先进，都能得到批准，多元化的公平竞争激活了石油炼化行业的活力和潜能，恒力石化、盛虹石化、荣盛石化等民营炼化巨头应运而生，成为我国炼化产业的新生力量、有益补充。

　　对比之下，“压小”的效果难言理想，甚至大有“一地鸡毛”之势——“钻政策空子”的现象比比皆是，让淘汰落后产能既往取得的实效打了折扣、失了成色。以地炼云集的山东为例，当地近年来淘汰的小产能多为闲置产能、僵尸产能，并未触及根本，例如该省去年淘汰的近400万吨落后产能大多已停工多年。而当地企业为了获取进口原油配额更是使尽浑身解数，相互倒卖已淘汰产能“凑数”的情况早已成了“潜规则”。更有甚者，为了防止现有规模较小的产能被淘汰，硬生生就地扩建，变相将理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合法化”，催生了“小炼厂越拆越大、产能越淘汰越多”的荒唐一幕。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局部“逆淘汰”，导致“劣币驱除良币”，必须从源头严防。

　　究其原因，僵化而单一的产能淘汰标准难脱干系。201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淘汰产能换进口配额”的方式，激励企业自主淘汰落后产能，并划定了200万吨/年的原油加工能力淘汰标准线。这一创新政策很快产生了积极效果，仅山东一省在政策发布后两年内就淘汰了6000万吨过剩产能，此后各地出台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也都以量化的加工能力作为产能优劣的标尺。但与此同时，相关企业也开始想方设法钻营政策，在“规模”上做文章，加之监管不力，遂出现了前文所述的种种乱象。

　　关于炼油产能过剩的应对之策，业内流传着两个主流观点，一是增加出口，二是传统燃料型炼厂向化工型炼厂转型。这两种声音各有道理，但前置条件苛刻，很难说是治本之策。要知道，炼油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炼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同样激烈，而大量外销成品油势必打压国际油价，“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会伤及自身；一哄而上向化工型炼厂转型，实际是将产能过剩从炼油转移到化工，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当前乙烯、丙烯、PX等炼化产品产能正在急剧扩张，过剩隐忧早已浮现。

　　回到直接淘汰落后产能这条逻辑线上，充分借鉴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成功经验，制定符合行业自身特点的政策标准，而非简单“一刀切”，才能有的放矢。在此基础之上，全国一盘棋，统一布局、合理规划，才能真正推动炼化产业科学、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