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低碳日”期间，多地开展了碳普惠相关活动，碳普惠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生活在武汉的魏女士是名副其实的低碳达人，她每天尽可能选择共享单车、公交、新能源网约车等低碳出行方式。一年间，她已经在“武碳江湖”个人碳账户积攒了8万克减排量。如今，像魏女士这样的减碳人士并不在少数。
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减碳早已不只是企业所要做的事。大到低碳用电，小到旧物回收、无纸化阅读，多领域的个人碳账户正记录着日常公众生活的低碳化。
■ 碳普惠氛围和风尚正在形成
碳普惠作为一种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是我国除碳市场外的碳减排补充手段，涵盖减碳空间巨大。“以北京市市民使用的一次性餐具为例，按照一份47.5克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2000多万人一年就要产生约2000多吨二氧化碳减排量；而二手物品、闲置物品交换，每年可能产生约1000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综合一年计算，各种场景收集到一起，以北京市为例，估计会有约几十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委会执行主任陶岚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举例。
随着政府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持续推动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碳普惠正逐渐被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公众日益关注自身碳足迹，并愿意通过参与碳普惠来减排。今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首次将“碳普惠”概念写入了中央政策文件中，多地政府也已经出台了碳普惠管理办法。
武汉碳普惠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武汉、深圳、上海等省市明确提出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低碳生活方式积累‘碳普惠减排量’，并在平台上兑换相应的奖励。这一举措激励了公众参与碳减排的积极性。”
“多地政府在文件中都有提及碳普惠，积极推动碳普惠工作。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制定碳普惠方法学和相关的机制建设，并且开始建立碳普惠平台。‘全国低碳日’期间，很多地方政府将碳普惠平台作为了环保宣教的重要手段。能感觉到碳普惠机制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政府的鼓励下，参与到政府合作平台建设中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公众还能享受到实惠，从而形成良好低碳氛围。”陶岚表示。
■ 不应局限于提高公众意识
“从各地实践来看，为了让低碳权益真正惠及于民，‘碳普惠’的定位不应局限于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而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推动民生等领域信息化、数字经济发展、气候治理模式创新，促进减污降碳、绿色消费、乡村振兴等多个跨部门政策目标发挥协同效应，持续推进助力乡村振兴与美丽中国建设。同时，消纳渠道拓展拓宽碳普惠减排量消纳渠道，形成从碳普惠减排量产生到交易或消纳的全流程闭环，是保证碳普惠体系市场化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刘树认为。
除了公众参与的生活端碳普惠外，广义的碳普惠还包括生产端。陶岚介绍：“比如分布式光伏项目也可以算出碳普惠减排量。当前针对该领域碳普惠，各地也陆续公布一些方法学，签发了一些项目，对于一些额外性比较强的生产环节进行节能减排碳普惠项目，政府也十分鼓励。”
不过，“在碳普惠体系建设初期，需要政府做主导，制定激励政策推动其发展。当前亟须政府出台有关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展‘碳普惠低碳场景’创建，引导各类组织、产品或服务、大型活动通过购买碳普惠减排量实施碳中和，并对获得‘碳中和认证’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社会主体进行排名并给予一定奖励或补助，特别是对使用碳普惠减排量进行碳中和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或绿色金融支持。此外，还应市场化激励开拓碳普惠上下游价值链，促进绿色金融服务碳普惠体系建设。比如，建立碳普惠绿色投融资服务，探索碳普惠减排量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刘树表示。
■ 还需社会各界同发力
“今年来看，全国将重点探索碳普惠对于引导公众参与气候治理、美丽中国建设的作用上。比如如何通过碳普惠机制，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刘树表示，“从发展趋势来看，碳普惠或将与数字化进行深度融合，可利用数字技术来记录和量化个人的低碳行为，通过App、小程序等方式，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碳减排成果，并获取碳积分奖励。随着碳普惠机制的推广，未来碳交易市场将更加活跃。”
陶岚建议，接下来，政府还应牵头制定相关的工作方案、管理办法、标准体系；社会机构等民间组织也应做好公益的倡导与教育宣传。此外，银行保险企业也可以把碳普惠作为一种手段，鼓励用户践行碳普惠，实现合作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
刘树也表示，除政府激励外，企业应积极参与碳市场建设，将“双碳”纳入企业战略发展规划，推行碳管理制度，采用绿色低碳技术，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研发和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披露碳排放数据，将生产、营销等经营场所打造近零碳示范，提供碳普惠商业激励，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公众也应学习和了解“双碳”知识，提高绿色低碳生活意识，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