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又应如何提升管理水平？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联席主席贾康发表了他的观点。

　　将绿色金融纳入政策性金融轨道

　　问：发展绿色金融的意义何在？在“双碳”目标下，如何进一步理解其作用？

　　贾康：金融服务与绿色发展相结合，早期更多是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注。与之相适应，金融机构更注重如何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目前，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有时间表要求的战略性目标，也是我国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意义十分重大。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配合经济社会转轨改革所需的制度建设以及机制转换，在依靠法律、行政等手段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也就是利用利益杠杆，引导千千万万资源与能源用户（既包括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企业，也包括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产生内生、自觉的绿色发展动机与行为，这就是“双碳”目标赋予绿色金融的更深层意义和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也可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显然需要纳入绿色低碳发展的系统工程之中。

　　问：“双碳”目标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哪些新要求？

　　贾康：促进金融为绿色发展服务，作用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绿色低碳转型在实践中要面对一个尖锐问题——从直接效益视角看，企业往往难以从绿色低碳活动中获取利益，甚至需做出一定商业性牺牲才能实现转型。站在“在商言商”的立场上，绿色金融如果仅在商业性金融的轨道上、依靠自律式的社会责任感道德驱动运行，未来发展空间难免受限。基于此，既要有效市场发挥作用，也需有为政府提供积极的政策性引导。

　　我更强调将绿色金融更多纳入政策性金融轨道推进发展。总结来说，就是以财政性资金为后盾，形成既有政策性资金支持，又有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特征的模式，从而达到杠杆式的放大作用。同时，继续使商业性金融业界加大对绿色金融的重视，进一步探讨商业性金融体系如何提高社会责任感，形成一定的自愿性、自律性，让其作出更为主导的努力。我国要实现“双碳”目标，真正令绿色金融发展、壮大起来，一定要加入能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策因素。

　　推进“双碳”是持久战而非突击战

　　问：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什么水平？

　　贾康：绿色金融在我国已具备一定规模，所占整个金融活动领域的比重逐步提升，但与我们的期待还存在明显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不排除绿色金融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性，但其功能作用将不断强化、优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相比前期，金融机构也在发生变化。比如，2021年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就加入了碳金融元素，后者显然已被纳入绿色金融的广义概念。很多东西还在摸索经验，但绿色金融发展呈方兴未艾之势。

　　问：如何理解与规避“波动性”及其风险？

　　贾康：经济生活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有风险因素，金融面对的风险更加明显，在一般金融风险层面，又增加了一些所谓的市场失灵风险。比如，一个个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伴随着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往往却由广大社会成员承担，这种污染表现就成了一种所谓的负的外部性。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但市场并不万能。这些负的外部性，是就市场本身而言的一种缺陷和资源优化配置上的失灵状态。我们需要将正的、负的外部性全面纳入风险评估模式，并以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经济手段为主，再配合一些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引导和优化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对冲负的外部性。

　　除了市场失灵，其中还有政府失灵的风险，不排除政策决策可能发生失误、事与愿违。2021年下半年，意料不到经济走向低迷特征。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交织下，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指出，我们主观方面存在“双重谬误”，即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前者是指公共管理部门、公权管理环节，对政策的掌握方向似乎是正确的，一起发力从严从紧防范风险，但在宏观上却实际形成了不可否定的负效应。分解谬误的突出例子体现在，大家都高度重视“双碳”目标，推进过程却出现把系统工程碎片化的认识偏差。不少地方似乎都想火线立功，在一些场合把“双碳”这场持久战打成了突击战，造成一些“碳冲锋”行为，违背政策理性、客观规律。“双碳”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何积极稳妥往前推进，我们还得总结经验教训，合乎规律性要求。

　　系统性全面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

　　问：基于上述现实，如何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

　　贾康：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宏大而复杂。简略来说，我认为提升至少需要从两个维度入手，一是从系统的组成结构角度，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同时配套政策优化支持。

　　制度创新包括一系列绿色低碳发展的配套改革，关键之一就是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当前，一般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比较充分地市场化了，但在能源产品方面依然不足，还不能适应“双碳”目标导向。必须推进改革，让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变成一种内生动力的引导，使千千万万分散的企业和消费者，根据自身利益自觉考虑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绿色化。

　　科技创新的内容更加丰富。比如，结合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意义重大；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果丰硕，如何进一步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提高其在能源供应体系中的比重——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重大技术支撑。技术本身，加上相关机制政策、人才培养及教育科技等方面改革，共同构成又一项系统化任务。

　　管理创新同等重要。管理经验的积累是久久为功之事，但目前，我国真正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管理体系创新尚不成型。因其处理的问题更为复杂、重大，不是一般性简单讨论就可解决，需要既充分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又全面总结本土经验，攻坚克难。

　　另一个维度在于，推进“双碳”目标要按一定的时间表循序展开，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合理防范风险、如何提升创新水平并产生综合绩效等问题，也要一步步讨论。先有大的框架，再不断跟踪修正具体进程，滚动式推进每个阶段的绿色低碳系统工程，推动综合绩效水平逐步提高。

　　问：与煤相关的项目，要想获取绿色金融支持难度较大，如何帮助其解决转型需求？

　　贾康：的确，有些金融机构遇到这类问题会绕着走，有的甚至直接宣布跟这类项目不沾边。然而，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并积极妥善处置。完全回避与煤相关的项目建设、投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并不符合当前客观要求，金融机构不可“一刀切”。

　　帮助这类项目解决融资难题，既需要金融支持，也离不开必要的方向性政策指导与务实性的助力措施，后者可弥补简单靠市场原则、靠道义原则调节而产生的不足。如何促使这些项目在绿色低碳取向下创新突破；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煤炭造成的污染；如何提升煤炭回采率、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等，具体问题还需具体讨论，理应引入政策性投融资的力量。

　　(原文收录于《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文集2022》，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