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吴惟信知名度不高，但他的《苏堤清明即事》却脍炙人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此诗虽短小，却从白天写到日暮，既追思了“苏堤”修筑者苏东坡，又描写了人们踏青的热闹，将清明的西湖描绘得如人间天堂。

　　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欲断魂”的唐代诗人杜牧也不忘清明到“杏花村”里喝杯酒。而与扫墓、踏青、喝酒等一起构成古代清明节重要内容的，还有防疫。南宋诗人张炎《朝中措·清明时节》最后两句“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就告诉现代人，古人在清明节还用“插柳戴柳”的方式防疫。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志》前集卷一“忠志”条曰：“三月三日，（唐中宗）赐侍臣细柳圈，言戴之免虿毒。”北宋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条记载：“清明节，寻常京师（开封）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食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予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明代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卷一指出，“今小儿清明戴细柳圈”源于唐，目的是“带之免虿毒瘟疫”。清代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不仅交代清代人延续“戴柳”习俗，还引北宋教育家吕希哲《岁时杂记》阐述了清明定义及当日“戴柳”肇始者：“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

　　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就已插柳防疫了。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说法。那么，古人缘何将柳当作防疫“神器”？

　　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卷四十三“崩薨”条引春秋《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地位极低的柳代表了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作为防疫“神器”，群众基础强大；柳是春回大地的急先锋，喜光、喜湿、耐寒，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强，用其防疫寄托“生”的愿望；另外，春柳确有药用功效，诸多古代医书对柳枝、柳叶、柳絮、柳芽的医药作用均有记载。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带有节日的氛围。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便形成一套适应季节变化的“月令制度”，踏青、荡秋千、蹴鞠、插柳戴柳等，均可视为古人在季节转换过程中，对大自然的一种积极回应。从这些回应中，我们看到了祖先的信仰、智慧和生活情趣，他们不仅高度敏感于大自然的节律，敬畏和善待大自然，更懂得巧用大自然之力防疫驱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