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潜力巨大

　　28.5%

　　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比2015年下降28.5%

　　70% 

　　截至2019年，全国仍有70%的城市未实现碳排放和PM2.5浓度协同下降

　　3亿吨

　　我国要在碳达峰后用30年时间实现100亿吨左右的减排，年均减排目标在3亿吨以上

　　“近年来，我国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保卫战取得跨越式胜利。但是，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整体还处于一个形势非常严峻的状态，随着污染物减排空间逐渐收窄，末端治理难度日益增大，必须寻求新路径、新方式推动减排。”日前，在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下称“CCAPP”）2021年度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CCAPP指导委员会主席郝吉明直指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紧迫形势。

　　何为新路径、新方式？郝吉明表示，国家提出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增效首先要增，靠绿色技术来发展，靠生态系统的增汇求得碳中和。增效要增加生产能，不要搞运动式减碳，不能打破正常供求关系。正确贯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改善空气质量就有了保障。”

　　“只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才能实现目标”

　　由CCAPP发布的《中国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2021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平均为33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8.5%。其中，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有202个，占比为59.9%。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进一步称，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深水区，但城市空气质量仍待进一步提高。“‘十四五’期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面临巨大挑战。以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为例，模拟分析显示，若要实现基本消除，区域内污染物排放还需削减35%左右，压力较大。”

　　“9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刚刚调整PM2.5标准值，由10微克/立方米收紧到5微克/立方米。这一变动，使得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了。”郝吉明坦言，全国仍有约1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多种排放还处于高污染状态。“根据现有情景分析，倘若按照过去的末端治理方式，即便采用最严措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才能实现目标。”

　　如其所言，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被寄予厚望。“减污与降碳概念不同，但工作方向高度一致。人类活动在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同时，也排放以二氧化硫、细颗粒物为代表的大气污染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举例，来自移动源、工业源、生活源的化石能源燃烧，对PM2.5排放的贡献在2/3以上；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二者同根同源，具备协同增效的基础。

　　“传统行业短期内快速转型难度大”

　　数据证实，燃煤锅炉整治、落后产能淘汰、北方清洁取暖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二氧化碳减排同样有效。据《报告》统计，2015-2020年，工业部门通过上述措施减少了6%的碳排放量；民用部门在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降低的同时，保持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稳定。

　　但在严刚看来，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截至2019年，全国仍有约70%的城市未实现碳排放和PM2.5浓度协同下降。”杜祥琬也称，PM2.5浓度、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并没有降低。“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量较去年、前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1%、8%。减污与降碳协同了吗？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严刚表示，当前难题主要在于降碳。“我国经济需持续稳定发展，未来对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需求。从产业定位来看，全球近1600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1200种产品的产量居全球首位，传统产业规模大、比重高，粗钢等产量均占全球的50%以上，传统行业短期内快速转型难度大，深度脱碳面临巨大压力。”

　　此外，电力和工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部门。“从技术路径来看，降碳难度最大的就是工业部门。相比交通、建筑领域，石化、水泥、钢铁等行业减碳技术路径还不是很清晰，实现碳中和挑战更大。”严刚称，欧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约用了70年，减排约40亿吨，年均减排0.6亿吨。我国要在碳达峰后用30年时间实现100亿吨左右的减排，年均减排目标在3亿吨以上。“时间紧、任务重，现阶段应以碳中和目标约束推动实现高质量达峰。”

　　“只强调减排不足以准确全面理解协同增效”

　　严刚建议，下一步应着重推行清洁能源降碳、能效提升降碳、资源循环降碳及管理调控降碳，优先在协调度高的部门、地区采取行动。

　　“交通部门和散煤消费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强度明显高于工业和电力部门，且是电力部门的数倍，推动交通结构调整和散煤替代等措施，能够产生较高的协同减排效益。再如，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地区加上广东省，2019年碳排放占比超全国排放总量的一半，大气污染水平与碳排放水平整体呈空间一致性。优先在重点地区强化结构调整，可发挥控碳对空气质量的牵引。”严刚称。

　　杜祥琬认为，相比前期以末端治理为主，现阶段着力点应放在源头治理。“一是节能提效，包括扭转偏重的产业结构、改变工业流程、采用低碳技术等。二是大力推进能源清洁化、低碳化，稳妥逐步减少煤炭消费，清洁高效利用煤炭。要回归科学产能，减少煤炭的非发电利用；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发展储能技术和灵活性资源；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清洁电力为主的能源互联网。”

　　“只强调减排不足以准确全面理解协同增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认为，既要关注减排的最佳效果和最低成本，也要发挥生态全域市场作用，提高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源头治理是重点。要努力培育绿色低碳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动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污染物大幅减排、温室气体有效控制；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创造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