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实现碳排放提前达峰，打造出城市发展的新范式还任重道远。”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直言。

　　谈及“城市作为控制碳排放的主战场，该如何因地制宜选择减碳路径”这一话题时，庄贵阳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既要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侧改革，只有二者做到同时不断推进，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煤炭煤电行业 

　　有序退出是大势所趋

　　“‘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以能源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降碳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线。”庄贵阳强调。

　　当前，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大部分城市处于扩张阶段，其碳排放特征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使用带来的能源消费不断增加，道路扩张、私人汽车明显增多、建筑需求和电力供应也随之增加。

　　谈及城市落实“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庄贵阳列举了一系列问题，如不少城市煤炭煤电转型迫在眉睫、减煤控煤任务繁重、城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增加电力安全供应风险、深度脱碳与CCUS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等。

　　在庄贵阳看来，城市兑现碳达峰要统筹布局、超前部署，顺应并引领世界范围经济技术变革趋势，以长期碳中和目标为导向，避免近期高碳基础设施和产能扩张的技术锁定效应，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增就业机会。

　　“比如，城市需要超前部署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煤炭煤电行业有序退出是大势所趋。”庄贵阳强调。

　　特别是对于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十四五”既是尤为重要的爬坡过坎阵痛期，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开篇布局的关键期。“要按照市场规律坚决淘汰煤炭、钢铁、焦化、电力、水泥等高排放产业的落后产能，探索建设以煤电联营为基础的‘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庄贵阳建议。

　　四剂“药方”

　　解惑城市碳减排

　　总结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推出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成效，庄贵阳评价认为，低碳试点城市开创了顶层设计和试点示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整体而言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深圳创新发展模式、广元后发地区转型发展模式，以及成都后来居上的模式，均需要总结与推广。

　　但庄贵阳亦提醒，虽然一些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成效显著，但还有部分试点城市比较迷茫，缺乏亮眼表现。“若缺乏清醒地认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就容易懈怠或进入瓶颈期。” 

　　“由于中央政府的介入力度和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强弱不同，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争先模式、模仿模式、自主模式和守成模式。”庄贵阳说。

　　按照城市类型评估，低碳城市主要分为工业主导型、消费主导型、综合发展型和生态优先型城市。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庄贵阳开出了不同的碳减排“药方”——

　　对工业主导型城市，要聚焦能源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运用低碳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控制与二氧化碳减排；

　　对消费主导型城市，主要聚焦建筑、交通领域低碳发展与碳排放控制，引领消费侧改革，改变消费行为，建立新型碳达峰示范区；

　　对综合发展型城市，要聚焦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四大重点部门的碳排放控制，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

　　对生态优先型城市，要聚焦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建立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发展创新型绿色经济。

　　庄贵阳进一步举例，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唐山、包头等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降碳之路既有困难又有潜力，亟需加大低碳技术改造力度，提高降污减碳水平；而对于北京、深圳等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工业企业占比很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基数不高，碳减排任务主要集中在建筑和交通领域。

　　需以系统思维

　　推进区域协同达峰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思路下，各省市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充分利用各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推动资源深度融合。”庄贵阳认为。

　　庄贵阳进一步强调，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碳达峰、碳中和”在全国的布局必然要依据经济基础和碳排放情况进行差异化安排，保障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

　　目前，我国在地方府际合作、东西部省市对口协作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碳达峰、碳中和”新战略目标要求化解可再生能源资源供给和需求空间不匹配的矛盾，这离不开国家层面统筹部署，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将西部、北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消纳西部新能源电力的同时，促进全国碳减排，可谓一举两得。

　　“城市要以系统思维统筹落实战略部署，积极推动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推进支撑深度脱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碳价机制与碳市场发展，为长期低碳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庄贵阳进一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