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夏，我帮母亲收完地里的麦子，又点种上夏玉米，准备进城打工。

　　我的行李很简单，几件还算囫囵的旧衣服，装在母亲缝制的编织袋里。一支寒假前老师奖励的新钢笔，几本刚刚学了没几页的课本，还有父亲送我的一本《在人间》，都装在母亲新缝的蓝布书包里。

　　我离开家时，村南的春玉米已经长了八九片叶子，正在争先恐后地拔节。母亲送我过了那座熟悉的小桥，在我家地头站了许久，不停叮嘱我：“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在滚烫的泪光里，我一步一回头地走远了，绿树红瓦的小村庄，层叠着我脚印的小桥，母亲不停挥动的手臂，都渐渐模糊，只有那句“多给家里写信”，还在炙热的南风中回响。

　　城里的高楼大厦让我惊喜，车水马龙让我惊慌。想家的夜晚，我铺开信纸，给父母写信。我想念家人，想念坐了一年半的教室，想念村前的小桥……想说的话太多，却只能将它们和苦涩的泪水一起吞进肚子里，告诉家人在城里很好。

　　父母很快回了信，他们各自写了一页信纸，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除了一些用心的嘱咐，他们都把“对不起”三个字写在了纸上。无数个想家的夜晚，我翻来覆去读父母的来信，任由泪水一次次模糊双眼。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把想对父母说又不能说的话都写在上面，用来释放心里的苦闷。十四岁的孩子，实在背负不起太多生活的重量，心里委屈时，极度渴盼家里来信，特别是母亲的来信。

　　睿智而细心的母亲，写在纸上的每一句话都直抵我心灵的深处，如同春天的阳光，静静抚平我的伤痕。我把信捧在手里，迫不及待地品读，为了保存它们，还特意买了一个大号牛皮纸袋，放在工作台的抽屉里，还上了锁。

　　在城里的第一年，父亲抱病，母亲替他教学，还要下地干活、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常常忙得废寝忘食，可是给远在异乡的女儿写信，却是她最上心的事。每个深夜，她静静地坐在桌边，把家里的幸福和快乐写给我，嘱咐我安心工作。

　　一年一年春暖花开，一年一年燕去燕来，母亲写给我的信足足装了三个大牛皮纸袋。中秋月圆的夜晚，春节的鞭炮声声里，我一遍遍拆开这些信，再一次次封装，整整齐齐摆放在枕边，安然地沉进睡梦里。

　　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些被我视若珍宝的信件，还有《人民文学》的一封手写退稿信，以及少部分现金粮票，都被窃贼偷走了。窃贼或许以为，这精心保管的牛皮纸袋里应该存着值钱东西。

　　这些再也无法找回的信件，让我痛苦了很久。为了抚慰自己，也为了不再让母亲苦苦思念，1990年春天，我毅然放弃了城里轻松的工作，回到家乡。

　　那些丢失的信件，我从未跟母亲提起。如今，我们离得更近，已至耄耋之年的母亲常常念叨她和我之间那些信。我写给她的信，一封封都完好地保存在书橱中，可她写给我的信，却只能在酸涩而美好的记忆中回味了。

　　（作者供职于山东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