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话题，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离不开清洁、可靠、经济可承受的能源供应，农村地区的清洁能源发展与可再生能源资源就地开发利用，亦是现代能源供应与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能源发展曾经是令众多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榜样。可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能源发展被忽视，使得农村成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直至近年来，由于散烧煤引发的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发展才重新得到重视，并迎来发展“风口”。

　　“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如何规划农村的能源发展？用得起、用得上的农村清洁供暖解决方案有哪些？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农村又该如何发力？围绕上述话题，在前不久由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携手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建言农村能源发展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展开了深度讨论。

　　农村清洁用能创新与示范

　　具备一定技术基础

　　农村地区由于生活用能量大、面广、清洁度低，极易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据全国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地区仅建筑用能就达到约3.1亿吨标准煤，占全国建筑总用能的30%。其中，包括1.3亿吨标准煤的散煤、0.9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直接燃烧，都属于典型的非清洁用能。

　　也正因此，近年来，农村清洁用能一直是北方清洁取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大气环境治理的难点。

　　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发布的《建言农村能源发展总结报告》（下称《报告》）指出，伴随着2017年以来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改造的大规模普及，截至目前，农村现代能源体系建设亦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成本高（如初装费、运行费高）、大量政府补贴无法持续、市场化机制不健全、推广模式和路径不明确等问题也愈发凸显。

　　“目前，农村建筑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创新与示范总体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各地还没有形成适宜的技术路径，尤其是要考虑大规模实施的经济可承受性。”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农村清洁供热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旭东指出。

　　在杨旭东看来，“四一模式”是解决北方农村取暖的根本途径。所谓“四一”，即每一户建筑节能改造加上热源侧改造的初投资尽量不要超过1万元，即成本要低；每年的运行费最好不要超过1千元，既高效又要运行费低；“一键式”操作，做到好运行、易维护；要有一个规划，做到易推广、好复制。

　　据介绍，当前，农房经济型保温（北墙内保温+屋顶吊顶保温）、清洁生物质取暖炉、低温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等相耦合、满足“四一”要求的可行技术方案在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有实践，农村建筑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创新与示范也已具备一定推广基础。

　　“在资源有限、投资受限和环保可接受的条件下，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山西长治能源革命研究院院长吕彤认为，“十四五”期间，须以清洁供暖改造为起点全面推动农村用能的清洁、可持续化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市场化、技术经济化并有金融支撑的体系，调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建立“政府有作为、企业能盈利、居民可承受、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农村能源清洁发展机制，将有限的投资化作农村清洁用能与清洁取暖改造的长期发展动力。

　　农村生物质能源消纳

　　被动局面亟待改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就地取材利用好农村的生物质能源、风电、光伏，应是当前农村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杨旭东看来，我国应尽快出台政策，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建立像粮食一样的能源供应与服务保障体系，鼓励农村地区生物质燃料、风电和光伏的发展，并将应用范围从农村延伸到城镇，使其逐渐成为国家级公共基础服务行业。

　　以生物质能源为例，据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首席专家李景明介绍，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有近10亿吨农作物秸秆、38亿吨畜禽粪污以及其他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转变成生物质能源的副产品。这意味着，农村既可以是能源消费者，也可以是能源供应者，通过粮食与能源双生产、双输出可以进一步增加收入。

　　“未来，希望通过开发利用农村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农村由过去的能源消费大户变成一个能源提供者，在推广风电、太阳能利用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利用好生物质能。”李景明说。

　　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结合自己在欧洲的考察经验指出：“结合高效燃烧器、低温水热系统、储热水箱和智能温控系统的生物质供热技术，可以很好解决农村地区清洁供暖问题。在此基础上，融合光伏和农房保温技术，提升农房居住舒适性的前景可期。”

　　杨旭东建议，将生物质作为唯一的零碳燃料，提高其地位，使其具备在使用总量上基本替代现有农村散煤劣质煤、适当向外部输出绿色能源的能力。

　　“建议‘十四五’期间，在农村地区先行建成与粮食生产等同的生物质新能源利用100个示范县、1000个示范镇、10000个示范村，彻底改变生物质消纳的被动局面。”杨旭东说。

　　应将农村能源革命

　　提升到战略高度

　　李景明在会上强调，“零碳村镇”模式是引导我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实现农村能源革命的根本路径。

　　“希望将现有若干成熟的单项技术进行组装和整合，根据当地的用能习惯、用能规模、资源禀赋，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将生物质能利用、光伏、太阳能热水器、被动式太阳房，地源热风机、储能设施和建筑节能等技术有机规划组合，引导建设‘零碳村镇’。这是解决我国农村能源问题、实现农村能源革命的根本路径之一。”李景明指出。

　　记者注意到，农村能源发展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能源消费、供应和服务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甚至缺失，纯市场化的商业模式尚未建立，社会融资风险较大。

　　上述《报告》建议，我国应将农村能源革命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中长期农村能源专项规划”，统筹国家能源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并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层级、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农村能源发展离不开机制创新与政策支持。如改变传统补贴模式，注重市场与政府结合，兼顾市场化与公益化、技术公平与分配公平的动态平衡。

　　何继江指出，此方面可借鉴欧洲经验，以提供优惠融资与贷款、开展“农村能源合作社”等多种模式，开展“每人10千瓦”光伏示范村建设与“零碳村镇”试点，为各地农村能源发展路径提供多项选择。

　　“因各地存在多方面差异，农村能源问题不是‘一刀切’的方式可以解决的。”李景明认为，在贯彻“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多能互补、讲求效益”方针时，对“因地制宜”还要讲求“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