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一眼对面楼顶粉子面一样的霜，年过七旬的父亲一边用酒泡生姜擦手，一边说：“以往这时节，在老家，上滩剐柴忙得正热火呢。”

　　父亲手上有冻疮根，就算有空调和热水器，南方小城气温还未到零下，他手上的“冻果果”早就争抢冒出头，这是早年剐芦柴滩落下的病。

　　秋收冬藏，农人们冬天理应休养，但在我的家乡，操持稻田水田的乡亲们冬天尤其忙。

　　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少说有两三千亩，分属沿湖的三个大队。大集体时，各家统一上滩割芦苇，运回按人头分，这叫烧锅柴。早上天不亮，人们就出门，撑船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数九寒冬，竹篙拖上来还没插下去，就结了一层薄冰，滑得抓不住。父亲抽两把稻草，揉一揉，贴在手掌内当护垫，埋头往闸口外撑。

　　后来分田到户，芦滩也切割开来，各家割各家，不过有能力的人家还能“盖”到撂荒的芦柴滩。父亲说，这个“盖”字，就像撒了张网，滩面上的高柴、矮柴、杂草，还有甲鱼、黑鱼，乃至田螺，全部罩住，一个不漏，才对得住出的价码。

　　有一年，父亲带着亲戚邻居五家人，到隔壁乡镇盖了一百多亩芦滩。亮铮铮的芦苇似旗，飞絮如花，望不到头，一共花费了三千块钱。这笔巨款，父亲他们当然拿不出，只能先凑了定金，上滩割了苇，再去卖钱。

　　高高直直的芦苇，留着回家编帘子。一米五以下的小矮柴，一捆卖一块钱，而落下的大屁股草，一百斤三块钱卖给烧窑人，很快就会被抢光，这两项收入基本能抵消盖滩费用。偶尔水边割苇，镰刀砍个钻泥巴的黑鱼，或捡个猫冬的甲鱼，还能就地吃上一顿美味。不过，这样的美事不常有，清苦之中一两回，父亲至今还记得。

　　剩下高高的秆柴，码成五垛，随便抓个阄，各家开始往回运。扛到水边堆上船，再撑船返回。父母回来时一般都是傍晚，锅里的饭菜热了又热，我们焦急地站在水码头长跳板上望了又望，好不容易盼来了吃水很深的船。高高的柴垛子中间，父母飞雪中撑着船，父亲的眉毛头发和母亲的头巾几乎全白了，两人单衣薄裳，一路用篙子和船拼命。

　　船拢到岸边，先得填肚子。大米饭堆得尖尖，水咸菜烧豆腐，满满一大盆，还有一碟蟹渣酱，一桌子热气腾腾，吃得人直冒汗。雪越下越大，天地间像搅动起来，父母赶紧将柴杆子搬到岸上，码成垛子，腾出船，次日一早还要去荡里运柴。

　　芦苇全部运到家，差不多快过年了。盖了滩的人家，虽说人吃苦，但年比其他人家好过一点。不过，别人家过年都是五天十天，我家只有三天。父母初三就开始编帘子，一天大概编二十张，一张能卖一块钱。过了元宵节，建湖人就来村里收购，用大船运到镇江，再上火车转运至陕西。

　　一个冬天过去，父亲手上的冻疮，母亲手上的裂口，因为上滩剐柴变得更严重，可他们总说，不吃这个苦，怎么过上好日子，芦苇滩，对我们有恩。

　　(作者供职于江苏仪征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