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脱碳需要革命性零碳技术突破

　　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给地球资源和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也引发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既是推动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的核心对策，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与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标和政策相结合，我国制定了积极的、有力度的二氧化碳减排自主贡献目标，以推动能源革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我国都制定了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目标，并将其分解到各个省市。“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2020和2030年分别不超过50亿吨和60亿吨标准煤，实施“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制。

　　在《巴黎协定》下，我国也制定了强有力的自主贡献目标，即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例提升到20%左右，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

　　在这种战略和政策下，我国强化能源革命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改善环境质量已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经济新常态以来，转变发展理念，扭转了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快速上升的趋势。能源总消费年增长率从2005-2013年的6%降低到2013-2018年的2.2%，二氧化碳排放年增长率从2005至2013年的5.4%降低到2013至2018年的0.8%。

　　二是以环境治理为着力点，控制和减少煤炭消费，促进碳减排。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17年与2013年相比，煤炭消费减少7100万吨（其中散煤1200万吨），PM2.5浓度下降39.6%，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浓度分别下降37.2%、21.1%、24.7%。

　　三是当前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耗能产品需求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总体上有利于控制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实现碳减排自主贡献目标。2018年底，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已比2005年下降约46%，到2020年可下降50%以上。

　　四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节能降碳不放松，巩固经济新常态以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速趋缓的新形势。

　　五是以能源和经济低碳转型为契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第一个阶段是2020-2035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同时，落实和强化《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承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二氧化碳减排“双达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环境目标来讲，2035年，全国重点地区PM2.5浓度要低于35微克每立方米，随着末端控制常规污染物措施的潜力不断收窄，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促进二氧化碳减排，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是落实和强化二氧化碳减排自主贡献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强化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目标导向。一方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要出发点，加大能源转型力度。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原材料部门要率先达峰，鼓励沿海经济较发达省市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率先达峰，为全国范围内的全部达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发展完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阶段（2035-2050年），我们要以阶段目标为指引，以2℃温升目标为导向，实现深度脱碳减排路径。到2050年，全国主要地区PM2.5浓度低于15微克每立方米，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总电量70-80%，占总能源消费比重大于50%，构建净零排放体系，引领全球低碳化变革进程，建成美丽中国。

　　中国约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其后能源需求仍会持续增长，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实现深度脱碳将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统筹协调和超前部署。需要有革命性零碳技术突破和大规模产业化，比如氢能技术、储能技术、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和BECC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深度减排的边际成本呈非线性上升趋势，实现1.5℃目标比2℃目标成本增加3-4倍。过于紧迫的能源转型，会带来巨大搁浅成本损失。

　　我们要以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全球能源变革和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进程，内促高质量发展，外树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同时，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经济转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