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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是我国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新时代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鲜明“绿色”以及“创新”“协调”标志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本是立意高远的“帮扶”之策，如今却戏剧性地变成了“拖后腿”，让兴致勃勃走在绿色前沿的企业叫苦不迭，甚至断了活路——这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拖欠早已不是新鲜事，目录一批一批地下，补贴一年一年地拖，行业已习以为常。但事关企业生存，事关国家有关部门的信用，更事关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再听之任之了。
显然，补贴从目录制订到按时发放之间的多个环节已生“病灶”——并网的项目不知何时能够进入补贴目录，进了目录不知何时可以拿到补贴，拿到补贴也不知下一笔何时到账……从一亿元到十亿元，从十亿元到百亿元，从第六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开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从并网到确定进入目录最快也要滞后18个月，补贴实际到手又要推后 。换言之，企业拿到补贴已是一年半甚至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大大小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承受着巨额补贴拖欠，这让视资金流为生命的企业情何以堪？
我们且试着把把脉。
首先，建设之初已经过审批或备案，要拿补贴为何先要进目录？原因是钱少人多，得排队等号。再问，囊中羞涩原因何在？收得太少，花得太多，入不敷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十余年来确曾一再上调，但即便是从此前的0.1分/千瓦时上调至如今的1.9分/千瓦时，也难以满足可再生能源产业飞速发展的补贴需求。
产业发展得快，导致补贴发放捉襟见肘——这里面不乏积极因素。但从中也提醒我们，决策部门预见性有待增强。
病因不难找，开源、节流并举便成了业界共识：开源方面，一是清理旧账，企业呼吁严格征收管理，该征收的集中追缴不可手软；二是出台新规，适当提高征收标准，可再生能源附加相应提高。
而节流方面，补贴退坡的呼声也早已不绝于耳。今年4月，青海格尔木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开标，0.31元/千瓦时的中标电价创造出中国光伏投标电价最低纪录。近日，广东、宁夏也相继出台风电项目竞争配置办法，电价已成重要竞争条件。“竞价上网”“平价上网”正在步入“最后一公里”角逐。
增收节支之外，辅助政策开始登场。比如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证自愿认购启动，但“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1年多来成交率不足1%。实在难解“燃眉之急”。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下行，可再生能源摆脱补贴依赖或只是时间问题，但当下可再生能源行业仍难以离开补贴而“自立”，巨大的补贴缺口仍需弥合，政府承诺仍需兑现。
积重难返，不得不“返”。急需各方积极理性推动问题的解决，为行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和发展预期。比如，重新审视地方“土政策”，避免各行其是，加强征收和使用各环节管理，做到应收尽收；简化企业获取补贴流程，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收入，并力争当年收入当年补贴，尽可能做到及时发放；建立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以使补贴额度逐年降低，争取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尽快达到常规电力水平……只要重视，办法总比困难多。更何况这事关新时代发展理念的落实，可不惕惧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