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爷是个“三线”人（匠人匠心）

　　70多岁的阿爷一口地道的北方话，讲起话来字正腔圆，谈起往事滔滔不绝，仿佛那些曾经的高山河谷、山野阡陌、干打垒石头房，就烙在他脑海中。说起在隧道中吃过的玉米饼子、大白馒头、咸菜豆酱,都还忍不住吧唧吧唧嘴舔舌头，好像那味道又在嘴里咂摸品尝起来，且回味无穷。

　　阿爷最关心矿上的广播响不响。“我说刘小伙啊，怎么这几天听不到广播声音了，给我个准信，什么时候能响起来。”阿爷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尤其对矿上的事最上心，时不时找我问广播为什么不响、公司的电视新闻为什么看不了，顺带坐沙发上看看矿工报，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我说话也就很顺便：“阿爷，广播是响呢，估计声音小了点，我找工会的帮忙调调音量，保证你老人家听个一清二楚。”得了这句话，阿爷咧开嘴笑得像个孩子，嘴里的豁牙看得一清二楚。

　　阿爷是1965年从黑龙江鹤岗矿务局支援“三线”建设过来的，是个典型的“三线”老人。阿爷说那个时候真苦，从东北坐铁罐火车，七转八拐到贵阳，又坐汽车到六盘水，然后坐拖拉机、马车辗转才到盘县。阿爷见证了土城矿从筹备、投产到达产的全过程。讲起筹备建井那段苦日子，我看见他眼眶里有亮晶晶的泪水。阿爷的左手食指断了一截，手一伸开，失去手指的位置空荡荡的，故事就从这截断指开始。

　　那时阿爷和工友负责矿上主平硐的开拓掘进，工程建设由于各种因素断断续续。为了能赶点进度，一旦逮着开工机会，施工队便卯足劲赶工期。当时阿爷在零点班当跟班排长（“文革”初期，机关、工矿、学校等单位都按部队建制设制营、连、排），又是党员先锋掘进队的主攻手，有一天他向连长立下小班进尺1米的军令状。1米进尺谈何容易，人工打眼、大板锹攉货、矿车推矸，又是大断面全岩巷道……

　　但先锋队就是先锋队，主攻手就是主攻手，当天不到6点，迎头的眼就全部打好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几十个炮眼瞬间炸裂，用阿爷的话说，“这一炮‘货’来得贼欢喜。”但用大板锹攉矸石的过程中，一块矸石从矿车掉下来，正好砸在他左手食指上，一阵钻心的痛，阿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工友们围过来探问伤情，阿爷知道手指断了，但想着立下的军令状，便用袖管遮住左手，躲到一边简单包扎后又返回了现场。阿爷忍着疼痛，陪大伙硬是把所有矸石都攉完了才升井，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阿爷永远失去了食指。

　　阿爷说过去的日子苦，别人是用一双腿走路，他们必须用“三条腿”走路，多出来的那条腿是手中的拐杖，由于经常翻山越岭搞勘探，爬坡下坎得用拐杖支撑着走，否则跌下悬崖就粉身碎骨。有时“三条腿”还不够，攀爬悬崖陡坎、深沟河谷必须四肢并用，否则就会送命。说起这些，阿爷似乎重回了那段岁月，虽然沉重，但没有丝毫抱怨和后悔。“那时候吃点油盐米面瓜果蔬菜不容易，火车皮每个月才来一次，来一次我们都要大背小扛一次，买些冻猪肉、油盐米面、瓜果蔬菜、煤油洋皂，都是来回步行十几公里。有时候吃不上蔬菜，就用盐水酱油拌饭吃。”说到吃的，阿爷嘴里又是一顿吧唧。

　　阿爷爱听矿上的广播，爱看矿区新闻，每天到离退休活动中心，他就成了矿区新闻的“大喇叭”“活电视”，挨个给老人们讲公司又有了哪些政策变化、矿上哪个小区又修路盖了房、俱乐部晚上要有文艺演出了、哪个采区又修了停车场……

　　阿爷把一生交给了矿区，交给了 “三线”建设事业，三个子女也都在矿上就业。阿爷说矿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永远看不够。

　　夕阳从坠落的地方射出一抹金灿灿的光焰，阿爷提只小板凳，戴着老花镜，踱到矿机关大楼前的凉亭里，吃力地念着亭壁上的字：“望月思故，独坐幽亭处，故友相逢衷情诉，创业风餐宿露。早岁英姿赴黔，装点此地江山，二十余载风雨，南疆换了人间”、“楼外杨柳亭外花，喷泉之上飞骏马，煤矿建设现代化。职工夸，乌金滚滚献国家。开辟三线号令下，千军万马走天涯，迎来朝阳送晚霞。装扮她，青春消逝换白发。”

　　夜幕下，机关大楼和矿区笼罩在灯火中，阿爷拎起小板凳走回家，他佝偻的身子像一把弯弯的弓，他用一生将这把弓拉出了满满的劲道，又稳稳地射出，箭过之处响声猎猎，于是就有了矿区高耸的楼房、有了矿区街道上车水马龙、有了干净整洁的小区里孩童嬉笑追打的幸福、有了广场舞飘过的优美旋律、有了中秋夜里矿区上空那盏透明透亮的月亮……

　　我突然觉得，阿爷的身子骨一点也不佝偻，他就是筋骨朗朗的高楼，就是悬在矿区上空那轮中秋月，照着我们大家。

　　（作者供职于贵州盘江精煤公司土城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