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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计征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成本
——访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本报记者 何英
编者按
作为光伏行业为数不多的两会代表，围绕光伏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安徽团驻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能源报：今年两会带来哪些议案建议？
曹仁贤：今年，我建议进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规划。加大能源规划力度，做切合实际、富有远见、深刻洞察国际能源趋势的规划，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规划比例，并要注意到规划滞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我的建议一是将 “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6.8亿千瓦”的目标，调整为9亿千瓦。同时，到2030年，清洁能源占比应增至25%。
二是建议对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实行稳定的政策。对刚起步不久的新能源商业模式、应用模式，不纳入规模指标管理。
中国能源报：目前来看，中国光伏成本尤其是非技术成本并不低，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吗？
曹仁贤：目前，光伏系统的非技术成本占总投资成本高达35%，这是我国光伏度电成本远高于全球主要光伏应用国家的根本原因。
其实，国家完全有可能给予可再生能源项目特殊政策，这些项目融资的钱直接投入到基础能源的民生项目。因此，我还建议，实施绿色信贷、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成本，一要定向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利率，二要提高绿色信贷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投放额度。
针对融资成本、税收、土地、电网接入等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自身努力，尽可能降低技术性成本；其次呼吁相关部门，解决如企业增值税免征、减少土地使用税等问题。同时，建议尽快计征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成本。
中国能源报：您提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化石燃烧，但降低化石能源占比非一朝一夕。
曹仁贤：化石能源燃烧是雾霾最主要的成因。我认为应将电费下调的空间留给环保事业，企业要为国家社会考虑环境问题，尽快补足环境课，改善生态。
目前，我国在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采、燃烧环节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的计征强度偏低，没有充分反映它们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随之带来这类资源的过度开采燃烧、资源浪费等问题。另外，2018年1月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也没有把二氧化碳列为应税污染物，相较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没得到有效控制。
现在很多发电企业将最大的排放物二氧化碳忽略不计，这是对排放的一种概念偷换。因此，我建议将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予以管理，并适时开征碳税或纳入环保税征收范围，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控制排放总量。
中国能源报：尽快计征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成本应该由谁承担？是自愿选择还是由国家强制？
曹仁贤：我认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变，由消费者承担。我们所有人都要逐步树立正确的能源消费观，全社会都应节约能源、克制使用化石能源。
消费者承担能源环境成本，需要国家采取税收形式。电力作为一种商品，必然要体现其综合成本。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2020年后光伏发展的空间？
曹仁贤：2020年之后光伏发展会更快，随着光伏平价时代来临、电网灵活性提升以及储能技术的进步，光伏发展将趋快。现阶段，光伏发展趋于稳定，主要是因为补贴困难。
今年我还建议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标准，由目前的1.9分/kWh提高至3分/kWh，后期平价上网，再适时降低征收标准，直至取消。
在西南地区探索水光融合发展新思路
——访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
■本报记者 赵唯
编者按
西南水电的消纳问题近年来比较突出。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与光伏融合发展的新思路。这一思路或许还能解决三峡水库热量滞留导致的环境影响问题。
中国能源报：您觉得我国水电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周建军：我有一个很大的设想——就是将西南水电站的水面资源与光伏相结合，这不仅能降低冬季水流温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能实现水电与光伏的优势互补。
例如三峡水库会将夏天的热度滞留下来，所以冬天的水温会有所升高，冬季的温差势必会对周围的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目前金沙江上游的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水电站水库的水面面积总共约有2000平方公里。这些水会汇集在三峡水库，热量都将在三峡进行挥发，届时将会对四川的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对此，我认为可在水面上隔空搭建太阳能光伏板，在不影响水库透气性的同时还能阻挡97%的热量进入水中，可有效降低温差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此外，还可将水电与光伏打包发电，白天可通过特高压输电网络传送光伏电，梯级水电适时调节；晚上水电设备可以全开。整套体系若能完全建成，最高能提供全国40%的用电量。
中国能源报：若想实现这样的设想，技术难度是否很大？
周建军：其实技术方面不是难题。目前水电站都已建成或在建，且太阳能的转换效率还在不断提升；我国的特高压电网技术传输2500公里也不存在困难，所以实现这样的设想不存在技术难题。目前我国能源领域存在不少利益博弈的问题，若想把这件事做好，只能依靠国家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去谋划。
中国能源报：那在经济性方面您是如何考虑的？
周建军：水电与光伏结合后在经济性上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首先，一般建设太阳能电站需要一些山地、屋顶资源，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国家水利工程建设后，水库淹没的范围都属于国家所有，这就省去了占地成本。其次在维护成本方面，组装式的太阳能板可以随拉、随架，都非常便于维护，所以维护成本也不会很高。最后，陆地建设光伏发电站需要成本高昂的储能设备，但水电站可辅助光伏系统调解峰谷平衡，也可省去一定的成本。
中国能源报：目前西南“弃水”问题突出，加上光伏发电后会否更难消纳？
周建军：我认为“弃水”问题只是暂时的。国家整体的能源发展需要“一盘棋”，若国家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保证各省区市的能源安全供应，统筹此类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市场壁垒不破 弃风弃光难解
——访全国政协委员、国网青海电力董事长全生明
■本报记者 卢奇秀
编者按
去年6月份，青海省在全球率先实现连续168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火爆能源圈。热闹过后，人们更多的思考这次试验是否具备可持续性，青海电网如何看待“全清洁能源供电”？是否有进一步的计划？
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网青海电力董事长全生明。
中国能源报：去年，青海实现连续168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青海电网如何看待“全清洁能源供电”？
全生明：人类能不能摆脱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由清洁能源来供应我们的电力需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过程。
168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它的实现意义在于，为我国能源转型，为我们坚定了实现由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信心，并探索出一条道路。
中国能源报：“全清洁能源供电”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是否有进一步的计划？
全生明：168小时后，我们也认真进行了总结。有几个方面值得在今后探索当中遵循。
首先，资源的禀赋是前提。青海装机有84%是清洁能源，这为实现纯清洁能源供电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其次大电网的支撑，这是重要的基础。我们通过大电网、大市场，保障了电力供需平衡，为实现168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再者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168小时全清洁能源供电，包含了我们长期积累和创新的技术。
下一步工作我们还在规划，将在内容、运行机制上进一步深化，引入辅助服务机制，去年火电通过计划指令进行停机，今后要通过辅助服务，光、风和火电之间的服务补偿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在需求侧响应方面要认真开展研究，因为用户用电是刚性的，而清洁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要设法把需求侧响应通过电网实施起来，以实现对更长的全清洁能源供电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168个小时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未来20年乃至30年，肯定比现在做的更好，持续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中国能源报：青海规划的两条特高压通道，目前进展如何？
全生明：青海（海南）—河南和海西——东南沿海地区的两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外送通道，是2016年8月习总书记视察青海省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都很重视。
青海至河南特高压直流通道前期工作即将完成，电规总院已经审查，国网即将上报国家能源局，预计今年上半年能够开工建设，2020年一定能够建成。这是青海的第一条，也是我国又一条绿色能源大通道。
中国能源报：新能源发展，一方面装机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弃风、弃光现象仍然严重。您对此怎么看？
全生明：青海风电、光伏发电的消纳始终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去年基本不弃风，弃光率只有5.4%，利用小时平均1515小时。
弃风、弃光的原因，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技术原因，电网适应、电网网架等方面产生的接纳能力问题。第二，规划衔接和市场的壁垒方面。电源都在规划和建设中，如青海海西、海南两个千万千瓦级基地已经规划了，大家都在行动，但输送通道现在还在论证。这种网、源之间的规划，建设时序的衔接，影响还是很大。
我国电力是以省来平衡的，都要保证本省发电企业的利用小时，对于外来电包括新能源接纳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市场壁垒不打破，可能弃风弃光的现象还会持续。
四川弃水能根治 多剂良方待落实
■本报记者 赵唯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四川弃水顽疾，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信委主任陈新有迫切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消纳。
“《可再生能源法》上清清楚楚地说明，国家保障性收购各种可再生能源，但事实却是很多企业不能全部消纳。”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感同身受坦言，“我们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收购，造成社会诚信和法律延续性的丢失。”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四川省发电总装机9571万千瓦，其中水电占7910万千瓦，居全国第一。2017年全年，四川电网调峰弃水电量为139.96亿千瓦时，相当于消耗约420万吨标准煤的发电量。“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全年水电装机增加600多万千瓦，来水量增加20%以上，但调峰弃水却出现了下降，这是4年来的首次。”相比较2016年142亿千瓦时的弃水电量，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四川电力董事长石玉东认为，1%的下降来之不易。对此，陈新有深有同感：“我们正在通过国网公司跟西北电网和重庆电网加大电力交易。最近我们刚从西北电网买来了三四千万度的火电，夏天再把水电送过去。”
“现在四川还在大规模建设水电。目前低水平的装机规模弃水量就这么多，考虑到未来的新增装机，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陈新有的担忧不无道理。根据《四川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将达1.1亿千瓦左右，其中水电装机将突破8300 万千瓦。加之经济新常态下四川省用电需求增速回落、输送通道建设推动缓慢等多种原因，根治弃水的多剂良方尚需尽快落到实处。
“现在迫切希望尽快核准雅中直流特高压输送通道。现在关键是落不了地。水电外送需要外省同意消纳才行。这不是几个代表的声音，而是所有四川省代表的心声。”为此，石玉东还进一步建议，在水电外送通道建设过程中，应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政策导向。
“对于四川水电外送，即便外省有电力需求，他们也会考虑水电来了以后自己省份的电厂怎么办、外来电价是不是更便宜。所以要通过强制性措施帮助清洁能源的消纳。比如消纳火电必须配额一定比例的清洁能源。”
解决弃水的另一方面就是提升本地內消，大力推进电能替代。2014年至今，四川电能替代技术领域从无到有，先后拓展了燃煤自备（电厂）替代、工业锅炉、窑炉“煤改电”、电火锅、电蓄冷、电动车等21个领域，实施电能替代电量共计168.91亿千瓦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四川省内的电能替代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达成共识，共同推进。”石玉东说。
在提升本地消纳上，陈新有认为，应该将高耗能产业规划布局在清洁能源富足的地区。“例如一些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就可以规划在像四川这样清洁能源富余的地方，光纤投资小、损失也少，传输数据比传输电力便宜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