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优化利用化石能源。控制煤炭消费总量,2020年控制在42亿吨左右。这与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一致。
但是在部分业内专家看来,42亿吨的目标有些宽松。在11月1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与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煤控”课题提出,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应控制在35亿吨以下,占比55%以下;煤炭生产量应控制在34亿吨以下。
尽管官方与研究机构公布的数值尚有出入,但是业内普遍认为,根据目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进度,2020年42亿吨煤炭消费量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关于峰值的争议
提到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就无法绕过煤炭消费峰值的话题。尽管时隔两年政府部门对煤炭消费总量的期望值没有变化,但是我国煤炭消费量已经在这两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煤炭消费峰值一时成为各方人士讨论的热门话题。
不少观点认为,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可能在2020年至2040年才会达到。但是在数据面前,不少观点认为我国煤炭峰值已过。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下降2.9%,2015年下降3.7%,2016年上半年煤炭产量下降9.7%。
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在7月25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可能已提前到来;在“后煤炭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已与煤炭消费增长脱钩,正走向绿色增长新阶段。如果考虑到所用煤的质量等因素,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在2014年已经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反弹,煤炭消费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增长迅速,其成本下降速度也很快,因此对煤炭的替代趋势总体来看是不可逆的。当然,未来煤炭消费小幅波动是不可排除的。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认为,我国煤炭消费呈现下降的趋势,峰值已经过了。煤炭的一半是用于发电,另一半用于钢铁、建材、化工和民用燃料。现在中国水、核、风、光发电增速已经大大高于电力消费增长,今后用于发电的煤炭将进一步下降。钢铁、建材生产也都已经过了峰值,所以即使经济有所回升,煤炭消费总量也不可能回到2013年、2014年水平。我国政府宜正式对外宣布中国煤炭消费已提前达到峰值。
但是官方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达到煤炭消费峰值这一问题持谨慎态度。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我们的煤炭的消费量确实在降低,但是否达到了煤炭峰值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在努力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减少煤炭的消费,已经见到了成效。
去产能任务艰巨
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消费量不断下降,但是多措并举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各方的重要任务。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为39.65亿吨,占能源结构比重高达64%。
按照规划,我国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近期目标是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4亿吨,退出资源条件较差产能3亿吨,整合重组后仍扭亏无望的煤矿产能2亿吨,改制后仍竞争力弱的煤矿产能1亿吨,退出落后产能10亿吨,抑制非法产能8亿吨。发展煤炭科学产能,全国煤炭科学产能的比例提升至65%以上,实现科技贡献率达到60%以上。而最终目标是,大约20亿吨非科学产能全部淘汰掉,实现煤炭科学产能的比例100%。
根据部署,今年我国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为2.5亿吨.截至9月底,煤炭退出产能已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量的80%以上。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战略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吴立新认为,虽然目前来看煤炭去产能政策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57亿吨的总产能意味着过剩非常严重,去产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职工的安置、税收减少、杠杆增加、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去产能过程中企业杠杆增加,负债问题非常严重,2015年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7.1%,比上一个阶段煤炭去产能65%还要高。同时在兼并重组过程中有一些杠杆率也非常高,给兼并重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煤炭行业成本构成非常复杂,造成了降成本难度非常大。同时,煤炭行业管理体制不合理,科学产能提升水平方面也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这些问题都给煤炭去产能带来了一定的阻力。要顺利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任务,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吴立新说。
在部分省份,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
内蒙古大学教授赵海东认为,在生态红线约束下,内蒙古2020年煤炭生产控制目标应为6.8亿吨,减煤目标为1.1亿吨;自治区内煤炭消费控制目标为2.1亿吨,建议非化石燃料比重提高到15%。为实现煤控目标,内蒙古煤炭产业需严控产能、减量生产;在煤控情形下兼并重组、实现煤电用一体化发展;同时,推进节能减少煤炭消费。大力发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市场机制是有效手段
虽然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行政手段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效果明显,但是市场机制仍是长期的、有效的手段。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表示,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是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有效促进能源转型的方案之一。“碳排放权交易是我们减碳政策、控制煤炭消费政策的一个主线。”蒋兆理说。
作为碳市场建设的核心和主要问题,核查与配额清缴至关重要。蒋兆理表示,今年下半年将对第三方机构来一次系统的体检,进行评估,以确保第三方核查能够有序进行。
按照预期计划,2017年,我国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据悉,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相关部门将尽量完善现货交易的体系,逐步研究推出有适当杠杆作用的期货产品运行。2020年以后,将大规模推出套期保值产品。
除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外,绿色金融也被视为控煤的有力手段。为支持去产能,金融机构严控煤炭信贷规模。以山西为例, 2016年第一季度,样本煤炭企业贷款余额476亿元,同比减少6.2%,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下降1.6%,助力煤炭去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年初至7月中旬,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今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也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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