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谈判不能犯求全责备的错误

　　11月30日，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国际多边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又一次启程。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5年的巴黎，在经历了太多“从希望到失望”的轮回后，谈判者们早已摈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虚无期待，逐步回归应有的务实理性，在这场注定多艰却又不容失败的复杂谈判中，我们能期待什么，又应避免什么？《中国能源报》记者带着这两个简单而复杂的疑问专访了两位深谙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人士——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

　　中国能源报：我们可以在巴黎期待些什么？如果这一次的气候谈判确有突破，突破口会在哪儿？ 

　　李俊峰：回顾过去的谈判历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既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成功，只能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缺点在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区域性组织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为每一个主体制定减排准则，实际上这是很难实现的。也正是通过哥本哈根会议，各国开始认识到，这种自上而下“派任务”的方式会导致失败的结局。所以各国通过两年多的准备，最终搭建了德班平台，德班平台的基本思想是自下而上，各国针对自身情况拿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在此背景下，巴黎会议的成功应当说是值得期待的。我们希望通过巴黎气候大会形成一个类似于中美、中法联合声明的简单框架，从繁杂的技术观点中提拎出相对简易、清晰、易懂的文本。

　　吴昌华：近些年的气候谈判实践证明，国际多边谈判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气候变化一定要共同面对”的国际共识已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令人振奋的消息，例如通过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文件，特别是从大型经济体作出的自主承诺中可以看出，低碳化的能源转型已成为绝对趋势。

　　具体到相关的谈判细节，针对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援金的问题，一方面现在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2020年”的节点还有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正在陆续做出承诺。针对减排部分，同样存在2020年的时间距离，而且虽然目前实现不了2℃的温升控制目标，但大家都在采取行动。

　　所以在宏观层面，并不存在大的障碍。但由于气候变化涉及面广泛，众多国家各有诉求，在庞杂的诉求中想要达成绝对共识还是较为困难的。

　　中国能源报：如您所言，多边谈判并非唯一解决方案。事实上，在谈判路径的选择上，区域性谈判往往更具成效，比如在大谈判桌上谈不拢的中国和美国正在双边谈判中逐步达成共识，进而推动气候谈判的整体进程，这是否意味着气候谈判路径应有所调整？

　　吴昌华：多边谈判的有效性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彻底摆脱多边机制是不可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的要素逐渐进入各国的视野。我始终认为，区域性的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之间应当形成一个有效的互补机制，而不是相互取代。

　　中国能源报：目前看来，巴黎气候大会可能出现哪些影响谈判成效的负面因素，或者说有哪些应规避的谈判误区？

　　李俊峰：巴黎气候大会是否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出现一些求全责备的错误，这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过去历次气候会议中出现的拖会、延期问题，往往都是因为有谈判方提出一些额外的特殊要求造成。就好比一个人只能吃两个馒头，有人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吃掉三个馒头，这本身就是超出能力范围的不合理要求。事实上，此次欧盟提交的自主贡献文件中，针对减排目标部分，欧盟与其它国家进行了大量对比，并对许多国家的目标颇有微词，这并不符合“自主贡献”所倡导的精神，也将让气候谈判蒙受风险。

　　另外，各国之间应避免相互攀比，例如针对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文件，目前已经有一些论调认为不能够满足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是应先行动起来，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还是一定要重新确定一个目标再继续，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前者。如果不能够满足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要求，是否可以5年以后再进行评审和调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人们的观念不断变化，技术不断进步，机制不断创新，相关的市场环境更是变幻莫测，所以我们应当尽快行动起来，“边走边看”，整个过程应当是滚动和发展的，要避免为不确定的明天着急。

　　中国能源报：您刚刚提到的不要求全责备，这意味着谈判需要更多妥协，如果存在妥协空间，是否又意味着当前设定的减排目标有虚高之嫌？

　　李俊峰：并不是目标虚高。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温控减排目标，各国的减排贡献和自身利益往往存在矛盾，每个国家都不想因为超额减排而损害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一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方案，但这个目标不是虚高。这就像参加一场考试，如果将目标定为拿满分，我尽最大努力能考85分，但如果最初就将预期目标制定为85分，很可能最后就得60分。所以目标一定要制定的高一点，即使不能达标，也会好于实现一个很低的目标，高目标往往是为了发挥激励作用。

　　中国能源报：法国总统奥朗德早前访华时曾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希望中法携手说服发展中国家积极行动。但事实上，发达国家仍有很多未尽之义，您如何看待南北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和义务问题？

　　李俊峰：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说服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基本上没有得到满足，例如“发达国家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的行动目标始终没能兑现。而中国已宣布将出资200亿元人民币成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与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更多给予它们帮助而不是提出要求。在受到帮助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转变。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就在帮助中国推广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理念，如果没有当时的国际援助，中国目前的很多节能、新能源企业都难以发展起来。现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世界级的成绩，观念也不断进步，这足以反映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的重要作用。

　　面对气候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责任，但发达国家首先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兑现承诺，此后就会有更多国家跟上这一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