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建坝后的中华鲟怎样了

　　“2013年和2014年，中华鲟连续两年未发现自然产卵繁殖。然而就在两个月前，东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长江口发现一批中华鲟幼鱼，这一重大发现为中华鲟的救护带来一线希望。”农业部水科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庄平近日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熊猫自然学堂主题活动上表示。

　　中华鲟有2亿年的进化史，也被称之为“活化石”、“国宝”。亿万年来，中华鲟在夏季从太平洋洄游长江口，溯流而上，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产卵；幼苗顺江而下，到长江口稍做停留，在大海中生长发育十几年，待性成熟后再洄游到长江口，继续繁殖后代，洄游路径有时候长达5千公里。

　　“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在长江的洄游路径减少一半。1982年，科学家在葛洲坝下采集到中华鲟幼苗，后来的研究证实在葛洲坝下有少量的鱼在有限范围内可以产卵，但产卵的范围和规模都大大缩小。同时，1983年，中华鲟在葛洲坝下繁殖成功，这两项重大事件为中华鲟的救护带来一线希望。”庄平说。

　　据庄平介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水质生物研究所、水利部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等一系列单位都聚焦于长江宜昌进行着中华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他们常年在葛洲坝下监测中华鲟的产卵活动。“33年来，我们每年都在长江上游人工繁殖中华鲟，尽管中华鲟已人工繁殖成功，但放流的幼苗能否在大海中生存、能否洄游回来则又是一个问题。”庄平说。

　　庄平还进一步说，今年在长江口发现中华鲟幼鱼，说明中华鲟在别处产卵，今后或能在长江某处人工创造适合中华鲟产卵繁殖的区域，提供其产卵所需要的生态环境条件，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和前期工作。

　　“长江作为我国超级复杂的大型流域生态系统，从长江上游到长江口海拔差五六千米，要每个大坝都能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很难。目前每个大坝都有很完整的环评报告，对规避建坝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方案。对于一些适应性强的鱼类，建设鱼道利于它们的迁徙，然而那些历史上适合在激流险滩生存的鱼类，就不适应现在建坝后‘高峡平湖’的环境。对于短期之内可能会减少消失的鱼类，我们就采取人工繁殖的办法。”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赵依民提出。

　　据中华鲟研究所工程师吴川介绍，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人工放流中华鲟，如今已放流近千万尾。葛洲坝下近年来的监测结果显示，每年回到长江繁殖的中华鲟不足百尾。“每年秋季，我们在葛洲坝下对中华鲟的繁殖规模进行估算；每年四到九月，我们在长江口开展中华鲟幼鱼的监测。但我们对产卵场到长江入海口这1600多公里江段的中华鲟情况了解很少。早年放流的中华鲟都较小，标记困难，无法鉴别是否洄游。早期放流的幼苗都是野生中华鲟在实验室经人工催产繁殖后的后代，且那时中华鲟养殖手段不成熟，幼苗难以在实验室养活，早期大部分中华鲟在幼苗时期就被放流了。“2014年开始，我们研发了中华鲟声呐标记，等于给每一尾中华鲟配备了手机，可以随时跟踪它的信息。我们从中了解到，越往下游，中华鲟的数量越少，我们还需继续追踪中华鲟在回流过程中遭受的威胁。” 吴川介绍。

　　“此外，人工繁殖中华鲟的遗传多样性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2009年开始，我国禁止捕捞野生中华鲟，全国科研单位手中保留的中华鲟物种数量比较有限，繁殖的中华鲟遗传多样性会降低。”吴川进一步说，“根据我们的监测结果，野生中华鲟雌雄比例严重失调，雌雄比例达10：1，繁殖能力在降低。人工养殖中华鲟也使雄鱼的精子活力下降，需恢复提高中华鲟自然的繁殖能力，提高繁殖数量。” 

　　庄平认为，长江上游正在建设和规划建设的大坝尽管离葛洲坝很远，但建坝会对水温、泥沙含量、水流速度造成影响，因而会对葛洲坝下的生态环境和中华鲟的产卵繁殖产生间接影响。

　　“目前，三峡大坝和葛洲坝的水生态系统联动调度，将努力满足中华鲟的产卵条件。未来一系列的大坝建成后，应实现全长江流域的联合生态调度，使得目前葛洲坝下的产卵场能够维持中华鲟产卵的最低生态要求。”庄平提出。 

　　又讯：截至6月16日，上海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野生中华鲟幼鱼545尾。通过与保护区内长设监测点多年历史数据对比分析来看，今年的检测数量相对较高，说明去年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具有相当规模。而去年年底葛洲坝产卵场没有发现自然产卵现象，说明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场发生了转移。

　　上海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表示，尽管4月份监测到的中华鲟和6月中旬监测到的中华鲟全长、体长、体重等基础生物学差异较大，但6月中旬监测到的中华鲟基础生物学特征与往年同期差异不大，说明中华鲟幼鱼很小就到长江口进行入海前的索饵育肥和生理调节，再一次表明长江口是中华鲟天然的“幼儿园”，是中华鲟幼鱼入海前唯一的索饵育肥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