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煤电厂减排空间有多大（评论）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不仅出台了脱硫、脱硝、除尘等电价补贴，排放标准也渐趋严厉。目前我国煤电厂执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是“史上最严”、“世界最严”

　　在减排压力下，燃煤电厂也在不断加大环保资金投入。根据中电联初步测算，仅2014年脱硫、脱硝、除尘建设和改造费用超过500亿元，每年用于煤电环保设施运行的费用超过800亿元。尽管减排成绩斐然，但燃煤电厂的污染物减排却面临着边际成本不断增大的困局。仅2014年，对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要求就有3次变化，致使大量燃煤电厂环保设施重复改造。

　　受国家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当前我国煤电发展速度已经明显低于“十一五”及“十二五”初期，经过“十一五”以来大规模实施节能技术改造，现役煤电机组的经济节能降耗潜力很小，继续提高效率空间有限。

　　煤炭作为基础能源主体和电源主体的地位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会改变，因此从煤电领域入手去挖掘污染排放控制这样的思路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考虑到我国最新版的火电控排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是比较严格的了，因此，超低排放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挑战极限。

　　事实上，伴随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的快速提高，煤电调峰作用将显著增强，机组参与调峰越多，煤耗越高。通过增加新机组方法优化煤电机组结构降低供电煤耗的空间越来越小。火电利用小时、负荷率将持续走低，也严重影响机组运行经济性，尤其是大容量、高效率机组的低煤耗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当前，大量未经治理或者污染控制水平很低的污染源(如工业锅炉、民用煤散烧)才是影响空气质量的“真凶”，持续要求燃煤电厂在高水平污染控制条件下进一步持续减少排放量，对雾霾的减少和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式微。相反，由于低硫、低灰、高热值燃煤是实现“近零排放”的基本前提，对煤质的苛刻要求势必造成电厂挤占优质煤资源，造成低质煤流向其他用户，可能还会间接增大环境污染。

　　受资源禀赋条件限制，我国电源结构以煤电为主的格局长期不会改变。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煤电装机将达到11亿千瓦;2030年达到13.5亿千瓦，新增装机主要在煤电基地。

　　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把“优先发展煤电”作为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在煤电新增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成为重要课题。

　　而问题是，当前不少燃煤电厂出于成本考虑，对超低排放改造的积极性不高，加大环保投入的动力不足。

　　由于现在超低排放改造并没有通用的技术路线，很大程度是对现有环保设备的升级和系统优化，需要因地制宜，每个项目的改造都不尽相同，这很难给企业提供明确的成本费用参考，也使得火电企业在进行改造时有所顾虑。有些电厂对于政府在超低排放方面的监管力度存在观望情绪，也影响了改造的积极性。

　　进一步推进煤电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大补贴力度，在现有的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基础上进一步对超低排放机组进行额外的补贴;借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经验，培育排污权交易市场，用市场的途径对超低排放改造机组进行奖励。

　　应该加强对排放控制的实时监控，保证控排执行力度强的企业不吃亏，杜绝在控排上偷工减料以获得不正当的成本优势的行为，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