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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大面积出现的雾霾现象，给中国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敲响了警钟。目前对雾霾形成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观点认为燃煤占主导，有的观点认为汽车尾气占主导，还有一种说法是燃煤过程形成的放射性核雾染，甚至有人认为家庭烹饪和街边烧烤也是一个雾霾成因。
笔者认为，大面积雾霾现象主要成因有两个：一是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了环境可以消纳的阈值，其根源在于环境排放标准严重偏低；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生态环境系统自净功能丧失，导致大气污染物无法消纳。
中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均居世界首位。从区域分布情况看，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也与雾霾严重情况高度吻合。从来源上看，可以说煤炭消费的巨大总量为雾霾现象大规模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导致近年来雾霾大量出现的不只是煤炭消费，更有汽车燃油消费的快速增长。
能源本身并无脏洁之分，污染都发生于能源利用过程。如果实现能源清洁化利用，能源使用并不一定就会形成雾霾。因此，除了控制总量之外，提高能源利用过程的排放标准至关重要。
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低。除电厂、钢铁厂等大型用户外，大多数用煤的小用户的排放标准低、管理不严。我国做得比较好的燃煤电厂烟尘的排放可达到每立方米30微克，二氧化硫排放可以控制到30PPM或者以下，但是我国国家排放控制标准是国际先进水平的3-4倍 。交通方面，对比中美两国排放标准，即使中国与美国汽车保有量相近，且每车平均行使历程相似，中国的车辆二氧化硫排放也将是美国的5倍。而二氧化硫在空气中的存在与雾霾形成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对雾霾成因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化石燃料和污染物排放上，而忽略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自净功能。
从国际经验来看，伦敦和洛杉矶曾出现过严重的雾霾现象。伦敦雾霾现象是由燃煤引起的，洛杉矶雾霾是由机动车尾气形成的，同时这两个城市雾霾的形成借助于本地特殊的地形特点导致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但是中国出现的覆盖全国1/3到1/2国土面积的大面积雾霾现象，显然与地形没有绝对联系。雾霾现象地跨南北东西，北方的燃煤地区和南方的没有冬季取暖燃煤的地区都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表明，中国的雾霾现象反映的是我国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已经超越了自然环境能够消纳的阈值，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净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自净功能是治理雾霾的两个途径。
建议环保和工业部门重新研究火电、钢铁、水泥、玻璃、石油化工、煤化工、汽车等污染物排放标准，尤其是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现与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环境标准的接轨。同时，环保法规的执行也是另一个需要加强的领域，没有公平的执法，就会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负面效应。
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在工业化之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突出的例子是由于水电的快速发展，各种江河水坝工程蓄水之后，下游水位下降，导致两岸湖泊水体流失，很多湖泊萎缩甚至消失。建议国家水利部门加强河流上下游水量的调控，为我国留下更多的湿地资源、湖泊资源以及各种依托于湿地、水体的生态系统。建议国家出台鼓励林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允许投资业主从投资林业资源获得收益。同时，鼓励基于生物质资源的生物能源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质发电、纤维素乙醇、生物柴油等，以此来拉动各类主题投资利用荒山、荒地进行林业投资。这将大大提高自然系统的污染物吸纳能力，有效减轻雾霾现象。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国、第一大煤炭消费国、第一大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第二大汽车保有量国家，并保持钢铁、水泥、电视机等多个商品的全球第一生产大国。
经济可以无限发展，生态与环境的容量却是有限的。如果任由目前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而忽视环境容量的发展方式持续下去，生态与环境系统的崩溃近在眼前。
目前突出任务是把经济增长引擎从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依赖智力与技术投入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上来。转变发展方式不意味着不搞生产，而是要从提高各种商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入手，以创新为引领，实现产业的升级。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城镇覆盖人口程度来看，已经接近完成，目前城镇化工作的重点，不是建设新的城区和开发区，而是要提高城市本身的素质与服务功能，并通过户籍改革等措施把大量已经进入城市但是无法享受城市服务的农村人口纳入到服务体系之中。
另外，中国城市普遍存在过度建设与过度硬化的问题。建议尽快进行城市规划标准修订工作，对城市土地硬化和路面规划标准进行符合城市生态学原则的修订，减少硬化面积，增加生态面积。
调整能源消费与供给结构，实现能源转换是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措施。中国能源结构过度偏重煤炭，对环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实现能源转换，增加低排放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由煤炭带来的污染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缓解。尽管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问题，但是应该鼓励各种替代能源的适当发展。尽管有人担心能源转换带来较高的能源成本，但是这种代价是必需付出的，否则全民族都将付出更大的健康代价。
（作者系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