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轶事

　　时代和地域风情不同，人们对过年的记忆也不尽相同。

　　儿时，最开心的当数快要过年时，母亲泡黄豆、推石磨，磨豆子，煮豆浆、点卤水，自己加工豆腐；张罗着杀年猪，预备着父亲过年回家的美食。每当这一时节，母亲便吩咐孩子们往灶膛里加些柴；要往大锅里舀豆浆啦，递个水瓢；要化卤水了，拿个碗来。孩子们一改平时父母喊做事，经常“等一下，等一下再”的顽皮和懒散，争先恐后地帮着添柴、扯风箱、拿碗递瓢，劲头十足。这些六、七岁的娃娃，仿佛一下子变成乖巧懂事的小大人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四川资阳乡下老百姓的日子，虽然家家都不富裕，但过年的新衣服还是要给孩子们准备的。临近腊月，母亲们都扯上几尺印花棉布，亲手给孩子缝一件盖面的衣裳。那时，人们一年四季似乎只穿这一件衣裳。冬天这件衣裳里面是件并不保暖的老棉袄；春秋季节，盖面衣裳里面换成有些年头的线衣，或是破旧短小的，带补丁的旧衣裳；夏天就单穿这件盖面的衣裳。然而记忆中，母亲的盖面衣裳，永远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大襟罩衫。

　　孩子们的衣物一般由母亲根据长短大小，本着“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老三穿了老小穿”的原则，视经济情况看着打理添置。脚上的手工布鞋则是母亲的大妹妹主动承包了。每每快要过年时，孩子们的二姨就会肩上挂着十余双崭新的布鞋，走很多山路，为她的姐姐和年幼的外侄们送新鞋过年。提起过往，母亲总是念叨：“一分钱、一根纱都没给过哟，都是你们二姨贴钱来帮忙做的，不然你们几个娃娃都要打光脚板咯。”

　　父亲常年工作在外，乡下家里大事小情，母亲必须一个人面对，那份辛苦劳累可想而知。为侍弄好生产队里的庄稼地，多挣一点工分，多分一点口粮。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好一大锅猪食，喂好家里的一头大黑猪、两只小白兔、一群鸡仔鸭仔，还要照料几个孩子的生活。即便快要过年了，母亲跟大家一样，依然在田间地头劳作，挑土边、除杂草、施肥、挖地、播种，干着跟男劳力一样的工作；天麻麻黑，生产队长一声吆喝，大家才能收工回家。完成众多家事之余，母亲更要千方百计挪出时间，没白天黑夜地为孩子们剪裁、一针一线缝制过年衣裳。心底里极敬佩母亲的吃苦精神和坚韧顽强，虽然年纪还小，但孩子们内心也会担忧母亲累坏身体，而变成无人照料的可怜娃。夜深人静，母亲常常倚靠在床头，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为孩子们编织线衣线裤。睡在脚头，担着心的小人娃将母亲的双脚紧紧抱在怀中，放进身上穿的线衣内，试图让母亲冰凉的双脚暖和起来。

　　七十年代末，通过父亲积极争取，孩子们举家搬迁至湖北宜昌，结束了一家六口人两地分居的日子。随着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完工，1986年父亲去了第一个外营点西柏口，第一次领到了400元的工资；后来父亲调去广西左江、岩滩水电站工地，工资增加到了800元、1000元……

　　生活慢慢好起来。要过年了，母亲就找一包河沙回来淘洗晾干，买几斤花生、瓜子自己炒制年货；母亲还试着做些花生糖、油炸麻叶、麻花等过年的零食。孩子们过年的新衣服，母亲也不再千针万线的手工缝制，而是到百货商场千挑万选自己心仪的棉服过年。1996年，父亲退休了，第一次领到了养老金。作为单位的测量专业权威，父亲一直被反聘到古稀之年，才真正赋闲在家颐养天年。他一改大量订阅报刊杂志的老习惯，在家接通了互联网，通过笔记本或台式电脑继续着阅读习惯。

　　中国大地经过40年的变迁和发展，人们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过年了，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到处充满着欢歌笑语。父亲的养老金又增加了，年前母亲也落实了曾经在乡下当教师的待遇。欣喜之余，父亲又开始唠叨：“还是共产党好啊，这要搁以前，上哪儿去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