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战略安全
大家谈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应互为表里

　　■查全衡　　

　　2014年下半年以来“跌跌不休”的国际油价，为我国石油进口，以及石油企业“走出去”获得新的油气供应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取决于国内体制机制的应变能力。

　　目前，国家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库容有限，早已被高油价时期签订的“期货”充注得差不多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低油价”时，我们正忙着三大油公司重组上市，顾不上；美国“两房”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低油价”，我国却由于经营管理缺陷，不仅国企，连“船小好调头”的民企，也错过了“最佳时间窗”。“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愿这次能把握好机遇。

　　自1993年我国石油公司参与秘鲁塔拉拉油田开发算起，我国油企 “走出去”，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份额油已经超过了1亿吨，业绩不俗。实践证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巨大空间。截至目前，国外九成以上的投资、九成以上的份额油属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其中，中石油占据份额油“半壁江山”。显而易见，各石油公司在国内国外都扮演了相似角色，拥有相似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国内发达的石油工业是有效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基础”。

　　从单纯参与国际市场贸易“分享资源”角度讲，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足以维护我们的全球利益，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油进不来怎么办？ “国内油气资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础”，因此，在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的当下，仍然要强调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国内为主，国外补充”的发展方针。应当清醒看到，我们“走出去”，并非本土没有油气或者资源枯竭了，而是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本土油气产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是跻身世界前列的油气生产大国，本土年产原油2亿吨，天然气1000亿方，这是应对各种非常事件的坚实物质基础，需要倍加珍惜，并进一步夯实这个基础。

　　目前看来，世界石油供需关系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经济上可行，中国完全可以多进口些油，本土少采些油。低油价时期，甚至可以考虑将额外进口的油气回注到己开发或枯竭的油气田中储存。非常时期，则依靠本土资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不过，基于石油上游业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低产井，尤其是高含水、高含蜡油井关井后不易开井等特点，仍然要抓紧时间在本土积极勘探开发，多建产能，视油气进口难易程度决定国内的开采強度。而且，平日里努力开采“低品位”资源，非常时期动用“富集高产资源”。

　　其实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实例，比如荷兰的“小气田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荷兰发现了欧洲最大的气田——格罗宁根气田，该气田地质储量25000亿方，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亿—900亿方。荷兰在陆地与北海领海区域，也存在大量的“小气田”。基于能源安全，平日荷兰鼓励小气田多采气；而将格罗宁根大气田，产量压低一半，作为调峰应急气田使用。2014年，格罗宁根产天然气540亿方，而小气田也有260亿方的产量。

　　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举措，当时，将大庆富集高产的喇嘛甸油田留作战略储备油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支撑濒临崩溃的全国经济，喇嘛甸油田才被动用。之后，国家层面除了強调修建储备油库之外，该将哪些油田作为储备油田，战略显得很模糊。延续30多年的改革中，石油主管机构频繁变动，新机构对石油业的特点，我国石油业的现状和前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突出表现在对待页岩气和常规油气探明未开发储量的“厚此薄彼”上。从技术难度和成本上看前者远高于后者，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然选择后者为现实的开发对象，前者扮演“未来之星”，而不会颠倒先后角色。

　　到2012年底，全国探明未动用的石油储量有82.8亿吨，若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原油产量也有2000万吨。探明未动用的天然气储量有4万亿方，若动用一半，产气速度为1%，气产量也有200亿方。而页岩气虽然发现了涪陵气田，但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

　　显而易见，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实际国情的石油发展战略，作为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需要一个強有力的职能部门，集中高效地统筹全局，实实在在地谋划未来，才能把“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真正做成互为表里的一篇好文章，才能抓住并用好每一次出现的机遇！

　　（查全衡系中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本文由本报记者仝晓波采访整理）

　　要改变单纯追求国内产量的惯性思维

　　■韩学功　　

　　近日关于大庆油田计划原油减产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早在2003年，在大庆油田原油连续27年高产稳产5000万吨以后，就主动逐步降产到4000万吨以上，这是截至2014年连续12年的原油4000万吨和油气当量5000万吨持续稳产。

　　油田产量逐步递减，规律使然。任何油田稳产依靠的都是两种基本办法：一是储量接替，也就是通过勘探，找到新的可采储量，补充原有可采储量的递减；二是措施增油，比如：打加密井、调参、注水、三次采油等等。可惜的是，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储量接替的不可持续，技术创新的约束和开发难度的增加导致了成本与收益的逐步失衡。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稳产，如果没有储量上的重大突破，再保持原有产量，就不经济了，而油田应采取的基本战略就是主动降产，以达到成本与收益新的均衡，形成规模经济。大庆油田的主动减产就是为达到这一目的。

　　大庆油田主动降产，制定新的油气当量年产4000万吨以上稳产目标，是油田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达到油田利益最大化，就是要尊重开发规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立足长远，尽量延长油田寿命，不进行掠夺性、杀鸡取卵式开采，综合考虑储量、产量、油、气、成本、收益、技术、管理、人才等多因素和关系，最后确定动态目标产量，也即“经济产量”。

　　大庆油田为了达到新的稳产目标，采取了“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方针，提出“老区有序调整、外围加快上产、新区规模开发、天然气快速发展”的总体部署，践行“产量最优化、技术系列化、管理规范化、运行有序化”的总体要求，以精细开发保稳产、以管理提升增效益。

　　应该说，大庆油田的做法，对那些后备储量不足、综合含水很高、开发难度非常大的老油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大庆油田主动降产，不仅对油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有利，而且对于油气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国，真正改变单纯追求国内石油产量的惯性思维，不抢子孙饭，保护本国石油资源，更大程度地利用世界石油资源，为我所用，也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石油干部管理学院教授)

　　理性看待能源安全问题

　　■刘强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庞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3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能源消费结构因受环境影响的制约越来越难以为继，可以说，在此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或接近上限。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的能源结构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能源结构问题包括安全、环境、经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最优能源结构来平衡这三个方面的目标。

　　对于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衡量体系。就石油而言，201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9.5%。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石油供应安全，社会上有种种声音。单就进口依存度来讲，国际上有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完全依赖于进口。现在一谈石油安全，许多人第一念头就是战争，事实上，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有可能哪怕全部自产，也是不安全的。   

　　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能源安全问题。我认为所谓能源安全首先要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与能源的进口依存度关系不是特别大。进口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合的一个大趋势， 完全的闭关自守反而是最不安全。

　　而从国际贸易角度讲，应该寻求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方案。从能源角度讲，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和环境之间做平衡。经济竞争力是最重要的目标，对能源进口而言就需要有合适的价格。如果过于强调分散化，实际上也会推高进口成本。有时，进口集中些反而会降低安全风险，因为越集中，保护起来越有力，成本也越低。

　　目前，中国能源的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已具雏形，中国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关系过程中，能源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实际上，国际上很多国家希望中国在维护能源上发挥更多作用，国际能源署和能源宪章组织都希望中国加入，中东地区也希望中国能参与更多区域事务。中东地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区，就维护能源安全供应角度讲，中国理应针对该地区做出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社区发展、文化建设、商业合作等方面的贡献。

　　中国刚发布的到2020年能源战略行动计划对国内油气生产消费目标提出了要求，但从生产角度讲，业内已经普遍意识到，特别是天然气的生产，实现行动计划目标恐怕很难。相反，在当前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中国有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的强大基础和现实需求。

　　中国应该摒弃过去过度依赖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点，充分利用国际能源资源，对于国内石油的开采保持适度即可，而应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提供能源服务和提供产品方面。

　　事实上，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环保角度，中国也没有必要紧盯国内能源资源。中国的原油产量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可以预见，未来这个数字仍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个产量水平目前已居世界第四。我的建议是，经济的事情就得要用经济的规律来做，国内的原油生产没有必要不计代价去维持产量，天然气也是一样。

　　（刘强系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本文由本报记者仝晓波采访整理）

　　应站在全球角度设计能源战略

　　■赵俊贵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化石能源仍然是世界主流能源，这一点业内都有共识。

　　目前，中国的能源领域已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在油气领域，无论上市原油期货、成立国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还是定期发布石油战略储备，中国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同时，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开发中国的本土油气。

　　可以说，到目前，中国在能源的生产、供应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保障能力。但是应该看到，过去我们在长期经济短缺状态下形成的许多惯性思维方式已不适应能源市场国际化新形势。突出表现在见物多、见人见事少，重实体、轻软实力，严重缺乏参与国际能源市场规则的能力和影响力。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如何，靠现在探明的能源储量，要维持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很可能不够。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最终应该走国际化发展道路，不能光盯着中国本土资源。中国的能源行业要想有更大发展，需要站在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设计道路。要从能源产业开发、金融、物流、市场等全产业链的角度，来构建中国的能源产业体系。中国本土油气开发的缓急，要从国家能源整体战略的平衡角度来考虑。简单考虑油价的高与低意义并不大。

　　到目前，中国陆上的采油技术已经世界领先，深海开发技术也有了巨大进步，中国的石油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中国的能源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但实际上，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目前如此巨量的能源产业实体地位是严重不匹配的。应该说，在高度融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我们更缺乏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和引领，或者说深度参与和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意识和能力远远不够。

　　因此，中国的能源产业必须有质的改变。所有的能源决策者，或参与者应该树立超前、主动的国际化意识。

　　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能源体系的建设，不仅是要参与国际能源领域的竞争，还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体系、价格体系、金融体系、价值体系的建设。

　　中国应该研究国际能源价格涨落背后的规律，研究全球能源价格市场的体系规则，要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研究中国能源的战略，这样才能逐步确立中国在国际能源产业分工的定位，制定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能源战略，并据此设计国际能源合作的方向和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从能源产业背后的文化、体制、机制以及参与国际规则的模式和方法，来提升全产业的能源竞争力，从根本上逐渐发挥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才能改变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局面。   

　　尤其是在软实力建设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培育自己的能源社团组织、研究机构、智库机构，培养全方位的民间能源外交智库，积极参与组织权威能源信息统计、国际能源文化交流、国际能源组织谈判等。显而易见，作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也没有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协会组织和能源交易市场，是非常遗憾的。

　　（赵俊贵系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本文由本报记者仝晓波采访整理）   

　　没有永远的奇迹 回归常态是必然

　　■陈卫东　　

　　日前，有报道称，大庆油田2015年计划减产150万吨，到2020年产量将从2014年的约4000万吨调减至3200万吨，年均减幅逾130万吨。这将导致黑龙江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若干年连续负增长。

　　大庆石油减产的数量并不大，150万吨不足年产量4000万吨的4%，仍小于全世界在产油田的年平均5%递减率，对于今天全国5亿吨年消费量只有0.3%，更是微不足道。

　　但由于大庆油田在中国石油工业和人民心中的地位，不论消息大小重要程度，事关大庆油田，总会引起不一般的关注。大庆油田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陆上油田，1960年已开始开发，半个多世纪以来，累计生产原油22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的40%以上。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大庆油田年产原油产量曾保持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2003年至2014年，又连续12年稳产在4000万吨/年以上。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和伴随了至少两代石油人的奋斗和成长。到目前，“大庆”不仅仅是一个“油田”，在中国现代石油，乃至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中，“大庆”绝对是“一面旗帜”，“一座高峰”。

　　但是，油田再大也会枯竭。罗马什金是俄罗斯最大的油田之一，也是世界是大油田之一。1964年石油部给中央的那份报告就拿该油田勘探开发的情况与大庆油田进行过比较。回过头来看，今年56岁的大庆油田开发稳产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出色。罗马什金油田的可采地质储量是大庆油田的两倍以上，其峰值产量超过了8000万吨/年，但这一峰值产能只维持了6年。油田生产了近70年，已进入第三期生产开发阶段，今天的产量还能维持在1800万吨水平上。油田采收率为49%，没有达到设计53%的水平。该油田目前采出液体的含水饱和度长期维持在87%的水平上，从可采资源和技术能力看，再开采30年成为百年油田是非常可能的。

　　大庆油田5000万吨峰值产能维持了27年，此后又在4000万吨/年的次峰值水平上维持了11年，目前油田采出液含水饱和度平均已超过90%，有些采场的含水饱和度已经高达97%。也就是说从地底下采出１吨液体，只有30公斤是原油，970公斤是水。大庆油田也进入了“三次采油”阶段。第一次采油是靠原是地层压力的“顶”，原油在巨大的地层压力下自喷而出；第二次靠注入大量的水，把原油“驱赶”出来；第三次是通过化学聚合物把原油“洗”出来。如此大规模的“洗油”、“驱油”模式在当今石油界极为罕见，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也绝对应该是“难有匹敌”的。

　　理论上讲，只要不考虑时间和成本的约束，60%的采收率不是不可能的。“经济可采”是一个有成本约束的指标，就是桶油开采成本必须低于当时的桶油价格，否则生产作业不可持续。在一定价格下，“成本”具有很强的刚性。

　　客观地讲，大庆油田减产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否则怎么会有4000万吨这个台阶呢？尽管从2015年起，大庆油田将进入3000万吨级的第三个台阶。不论在这一台阶上能够维持多久，大庆石油人，中国石油人已经创造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奇迹了。不仅是大庆会战创造的奇迹，也创造持续高产稳产的奇迹，这足以让几代中国石油人自豪。

　　大庆石油减产对全国能源供给的影响很小，但对大庆油田的职工收入、对中石油集团的产值利润和黑龙江省的GDP增长有较大的影响。过去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更加剧了石油减产对这些单位和区域的影响。大庆在黑龙江举足轻重，其工业增加值中一直占据黑龙江省半壁以上江山。多年以来，黑龙江省的经济主要依赖石油等能源产业。过去十多年来，能源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最高为72.9%，最低为53.8%，增速最高为13.1%，最低为6.3%，2013年这一增速回落到0.1%，2014年则为负增长。受大庆石油减产及国际经济形势影响，2015年黑龙江的能源经济将面临较大挑战。或迟或早黑龙江总要面对这种挑战，过分依赖石油的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在中国总体经济告别高增长进入中低发展“新常态”的今天，这种调整显得更为迫切，压力更大。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短期内摆脱已经形成的资源产业依赖是极其困难的，“荷兰病”，即使是地区性的，也是极难治愈的。不客气地讲，黑龙江省产业转型的行动实在是迟缓得太多了点。或者说是人们对其给予了不切合实际的太高期待。

　　半个世纪前大庆会战的巨大成功一举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不仅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还成为过石油净出口国，石油为国家赚取过最多的外汇。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去年净进口接近3亿吨，超过去年大庆油田石油产量的7倍。现在中国进口石油每天约600万桶，而大庆今年石油减产预计为每天3万桶，不会对全国的石油供给产生多少影响。就全国石油总产量而言，大庆油田占了20%份额，很重要，不可或缺。但就减少的份额而言，就总消费量而言微不足道。大庆石油人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在极为艰难的石油地质条件下把石油产量维持在4000万吨以上近四十年，这就是一项伟大的贡献。没有永远的奇迹，奇迹过后必然回归常态。就石油产量而言，大庆人无愧于国家，国人也不能对大庆石油人有过高的奢望。

　　（作者系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构建石油应急保障体系仍是重中之重

　　■王震　

　　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跌，国际能源市场面临新挑战，世界经济明显分化、调整的深度和方向发生显著变化。而中国经济则由高速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国内油气消费增幅明显降低，供需呈总体相对宽松状态。习近平主席在第六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能源革命，“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核心内容已成为指导未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也是新形势下实现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一是低碳观。既要认识到化石能源的地位，也要看到新能源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石能源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但即使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内，非化石能源的需求增长也超过了化石能源，中国即如此。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已提高到11.3%，天然气占比持续提高，煤炭洁净化发电技术实现突破。虽然，传统化石能源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不能忽视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深度融合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所酝酿的第三次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是市场观。坚持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参照国际经验，尊重油气行业规律，结合中国发展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按照“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先试点后推广、由下游向上游”逐步推进，渐次开放油气产业各环节，既保持一定行业集中度，又逐步引入竞争，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立法先行，规划引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政府监管，严格实施行业准入和资质管理，实现中国石油行业健康有效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充分利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获批契机，积极推动基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原油期货合约，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石油价格话语权，为能源公司对冲价格风险提供更为便利的平台。成品油价格目前仍由间接的市场化机制形成，在原有进出口权有序开放的条件下，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建立能够反映中国石油市场供需、季节性、区域性差异的市场化价格机制，甚至条件具备的时候推出汽油、柴油等期货品种。随着进口天然气和非常规气比重的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地位逐步上升，市场化定价是方向。根据市场培育程度和国际天然气供需趋势，制定市场化改革目标和实现路径。短期内，推进门站价格存量气和增量气完全并轨，实现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价格接轨，进一步完善净回值价格机制。

　　三是国际观。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在持续增长，能源革命必须结合全球开放环境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油气合作采取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战略。“引进来”指的是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国内资源；“走出去”指的是到海外寻找油气资源和进行开发。但随着我国油气行业的发展和壮大，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油气权益产量持续增长，对外合作的这两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正在不断向海外输出；另一方面，海外的资源，特别是周边地区的油气资源需要稳定和安全输回国内。中央“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为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主要海外油气合作区的合作共赢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对于能源公司，要基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统筹油气供应，建立基于全球可供油气资源动态调整下的效益最大化。比如，国际油价比较低时，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减缓或关停国内高成本油井，优化油气投资，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资源。

　　四是应急观。目前的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处于相对宽松状态，我国石油供应的紧张形势得到缓解，但受国内资源限制，长期来看，油气问题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构建可持续的石油应急保障体系仍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及规则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构建适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和能源格局、公正合理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要抓住相对低油价的有利机遇，完善国际贸易合同，提高商务议价能力，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建设步伐，推动天然气储备和调峰能力建设。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能源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