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峰值可能早于2030年

　　12月1日，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创始人和顾问委员会主席Michael Liebreich接受了《中国能源报》专访，就持续“发酵”的气候变化问题与记者展开了一番探讨，此外还分享了他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碳市场方面的独到见解。

　　中国能源报：中美两国日前达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公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有分析认为，两国设定的目标相对保守，且执行起来有压力，您怎么看？

　　Michael Liebreich：《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一份真实的协议，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协议，不单单是两国各自要完成多少减排目标，更是中美对话的一次完美体现。虽然中国计划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但按我们研究，中国的碳排放峰值时间应该会提前，在2020-2030年间。

　　在我看来，两国的低碳能源目标非常实际，不过仍需要更深远的政策支持和更积极的行动力，而这一点需要两国政府按照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趋势进行规划。

　　以GDP为例，美国作为后工业经济国家，制造业占国家GDP的比重不足20%，但中国这一比重接近50%。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面对的难题是老龄化和保养维护；而中国却在逐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中美达成气候变化目标，将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推到了聚光灯之下。就气候变化问题，欧洲参与了，美国参与了，中国参与了，日本因福岛核事故也获得了“免费通行证”，而亚洲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印度却态度不明。此外，我们也没有听到俄罗斯、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声音，我很担忧上述这些能源生产国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我还要强调，如果不控制印度和非洲的碳排放量，它们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危险因素。

　　中国能源报：有人说碳价也可以成为解决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但澳大利亚的碳价政策却失败了，你觉得碳价机制是必要的吗？

　　Michael Liebreich：与其说碳价机制是必要，不如说是必然的。澳大利亚的碳价政策失败可能是个特例，该国设定的碳价机制最后实际上成了国民和企业的负担。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失败是“设计”问题，该国并没有理解该怎样设定合理碳价。从最初的碳税法案，到最后沦为政党竞选的标语，碳价政策在澳大利亚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致使国民对碳价问题诸多非议。

　　对于碳价能否成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式这一说法，我想说，电动车也被视为对气候变化很有帮助的产业，但在英国伦敦，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是走路、骑车、公共交通、在家办公，然后才是电动车。

　　中国能源报： 中国电力改革已经进行了10多年，目前新一轮电改已经提上日程，您对电改问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Michael Liebreich：我不是中国电力产业的专家，但从全球多国的电改范例来看，我认为电力改革对可持续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前以传统化石燃料和核能为主的发电模式需要改一改，未来应该向客户服务方面延展。

　　而输配电分开的问题，在我看来，本地的配电网络应该进一步优化以服务本地为主，输配分开后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输配电业务由一家公司运营管理，只能根据所覆盖的供电区域来进行改善和优化，无法为客户提供较高效的电力服务。

　　中国能源报：BNEF之前发报告称，发展中国家正以两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可再生能源，近年来，亚洲、非洲等国在该产业的投资规模明显上升，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Michael Liebreich：据我所知，2004至2010年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上升非常快，从550亿美元上升至约3000多亿美元。2011至2013年间，投资开始下降，降幅达到20%至21%，主要是西方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变化、光伏成本下降等因素所致。

　　与此同时，亚洲和非洲成为快速上升的可再生能源市场，2012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650亿美元，印度和日本也是紧随其后的重要潜在市场。可以说，亚洲不仅仅是带动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市场。

　　而非洲也朝着最具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前行，南非、肯尼亚、摩洛哥开始日渐活跃，尤其希望依靠太阳能来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

　　在“绿色经济”刺激下，我们推动屋顶太阳能、风能的利用，但无法忽略的是，这些清洁能源存在投资昂贵和间歇性的难题。在我看来，这两点都需要依靠技术解决，间歇性可以依靠储能技术得到改善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