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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里斯科，一位为世界银行工作了大半生的南非人，刚刚获得了斯德哥尔摩水奖，该奖项在一些人眼中的分量等同于诺贝尔奖。在约翰·布里斯科40年的金融职业生涯之后，他对于富人给贫困人群灌输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会使他们一直处在黑暗当中）感到气愤。
对于一个美国职业政治家来说，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似乎算得上进步分子。他支持有机耕种以及可再生能源，并且开展了反对地雷和集束武器的活动。但是他突然批评自己国家总统的“电力非洲”计划，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答案恰恰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民间组织和政治家是怎样影响那些没有有效发言权的贫困人群的。
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并且时不可待。
乌干达水电开发困境
十年前，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乌干达出现了电力短缺。停电变得越来越频繁，工厂难以为继。国家电力公司和私人公司转变成受政府干预、且价格昂贵的柴油生产者。许多工业用户无法支付高昂的费用，草草关店歇业。失业和贫困随之增多。
乌干达其实另有选择。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在金甲——尼罗河流经维多利亚湖的地方，修建了欧文瀑布水库以利用河流水能。乌干达政府计划在几千米的下游再建一个水电站，以使发电量加倍。但是，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环保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并且游说开发银行停止工程投资。他们宣称大坝会破坏当地的文化并对环境造成损害。他们仅获得了少数当地人的支持—— “国家专业环境主义者协会”仅有25个成员。
《华盛顿邮报》记者塞巴斯蒂安·马达比评论称：“从小接受世界银行白象故事熏陶的西方公众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他们。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的立法者接受了非政府组织争论的表象，身为世界银行董事会成员的政府官员以停止资助工程来做出回应。”对有关细节，这位新闻工作者与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国际河流组织之间进行了一场论战。
几年前，当我访问布加哥利（Bujagali）大坝时，很明显库区只有少数人受到了影响。该水库很小，覆盖面积小于400公顷（包括河流的原线）。除了需要移迁新址的外资漂流公司，对该工程的主要投诉是施工带来的不便和聘用当地人员不足。
延迟水电开发的成本是有据可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电力短缺和高昂能源价格视为经济的一项主要消耗，由此引起的失业和贫穷激增已经得到统计。贫困加剧又导致婴儿死亡率上升，现有数据表明可能有1万个小孩死于水电工程的搁置。
但是乌干达绝对不是唯一被阻止使用水电这种成本低、可靠且可再生能源的非洲国家。赞比西河的可发电量相比卡布拉巴萨和卡里巴水库当前所发电量能多出1万兆瓦，这些电可以供应给该地区联合电网，南非也可从中受益。但是在这样的需求下，电能却没有被开发出来。
僵局出现
像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家所依靠的捐赠者，不会轻易允许将援助款用在计划和开工建设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上。前些年，我在欧洲耐着性子坚持参加完一个让人恼火的会议。这次会上，非洲某国水利部长发言提出他们需要资金支持来为基础设施建设做准备，但欧洲的反对方拒绝将此提上议事日程，欧洲代表更愿意讨论的话题是节能。
矛盾的根源是非政府环保组织集团，他们的建议没能影响到国家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却在扼杀非洲水电发展上起到了显著作用。德意志人对大坝开发的反对声音最高，过去几年里，他们不断对非洲人宣讲需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电力需求，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增加了用于发电的煤的使用。但是非政府组织已经把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作为更大的游说目标，因为他们是资助贫困人口的把关人。即使他们不直接提供工程所需款项，他们的参与也会给那些自身不具备评估工程能力的其他融资人以安慰。
生于南非的约翰·布里斯科是世界银行的前任首席水资源顾问，他记录了银行抨击水资源投资的后果：“……别无选择的欠发达国家不得不承受庞大的交易成本和被搁置在银行的繁琐进程。2002年，当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正努力推进布加哥利大坝建设时，他说：‘我并不高兴，因为一个本应两年便开工的工程却花费了七年时间才得以启动。所有的争论都是浪费时间并且缺少严肃性…… 这是一场闹剧。’（路透社，2002年）很少有人知道，在工程被真正批准之前，要花费数年时间！”
简言之，在资助贫穷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要和不愿意使资金用于兴建合理工程的一系列机构之间出现了僵局，银行对水电的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90%。
控制和转机
布里斯科还记录了美国政府当时是怎样运作以确保其意见被拥有180个成员国的某机构采用的。在银行董事会会议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否定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但是以其他方式进行了宣讲。这些会议之后，副总统办公室的电话便立即响起来，是参会的美国执行理事打来的。该理事在讨论期间一言未发。‘如果这就是银行采取的立场，你应该知道要支持下一轮IDA对美国来说将会很难。’IDA是控制世界银行紧缩贷款主张的特权派。”
最近，这样的方式似乎已成为历史。世界银行修订了其水政策并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投资水利水电基础设施，作为开发银行便是失职。世界银行意识到利用水力发电是一种生产成本低廉、可靠且低碳的卓越方法。他们也认为利用大坝这样的基础设施储水，确保贫穷国家发展所需的水资源供给，而不再依赖不可预知且多变的气候是非常重要的。
南非的例子已经引用多次了。在干旱期，若不是大坝储水保证了瓦尔河的流量，豪登省和其周边地区的供水将只有实际可用供水量的1/10。由此还将带来经济的停滞和豪登省大多数群众不得不迁移到别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当南非拥有能保证人均600吨储水量的大坝的同时，许多撒哈拉沙漠地区的南非国家该数值不足60吨，而美国的数字为超过6000吨。
参议员的干涉
尽管在去年6月，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帮助非洲带来电力，但是他的佛蒙特州参议员却有不同想法。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希（1974年被第一次选任，现在是美国任期最长的参议员），已经做出一项决定，表示他不希望非洲国家享有美国人已经享有的利益。他将一个条款引入2014年美国预算中，并已编入法律，且通知世界银行以及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地区开发银行不允许非洲人兴建大坝。作为起草美国预算并为其使用设定条件的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小组主席，他有权这么做。莱希引入法律的条款（第7060(c)(7)(D)节）清楚地表明：“财政部长应该通知每个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执行董事，反对金融机构支持任何大型水库大坝的建设的许可、策略是美国的政策。”
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能人会将这种阻滞非洲发展的条款引入到美国预算和立法中去呢？答案很明显，他必须使他的环境拥护者满意，而且他不用担心冒犯那些可能关注非洲的黑人选民。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仅6277名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佛蒙特州，仅占人口的1%。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能够推进通过一项农业法案，即大量缩减许多贫穷美国黑人所赖以生存的食品券项目的原因。参议员莱希对于那数百万非洲和亚洲人的感情就更不关心了。
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佛蒙特州的电力都来自他所反对的在别处修建的大坝。为了取悦他的游说团体，莱希对于给世界银行下达的指令感到很安心，他的指令将主宰美国国库的员工，更不用说世界银行和其成员。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银行采取“一股一票”制，使富有的股东国家能够否决政策并不顾提案的质量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
莱希对世界银行的干涉得到认可的原因之一，在于“非洲电力”提案的细则。世界银行坚持（相对）客观的投标程序，在此程序下，来自中国、韩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公司通常会败给美国的竞争对手。“非洲电力”宁愿使用传统的美国制度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贸易。
中国等国的参与
十年前，世界银行和其地区性银行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贫穷国家得不到他们的资助，便无法建造大坝。因此许多面临电力短缺的国家（如乌干达），最终只能通过燃烧高价煤或昂贵的柴油以努力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水力发电并不在其议事日程当中，这就需要金砖国家及其银行发挥作用。
随后中国参与进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不少有吸引力的贸易条件实现矿产和其他商品的出口。这在许多评论员（特别是西方评论员）看来，其贸易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在根据需求提供这些国家和地区需要的产品。帮助建造大坝便是中国可以提供明显价值的领域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已经建造了成百上千座大坝以提供城市和农业用水、防洪和发电（清洁电能），同时，中国将此作为治理北京雾霾危机的一个优先发展项目展示给外界。因此，在中国与亚非国家合作中，会为建造用于发电、供水和灌溉的大坝工程提供支持。
反响是显著的。根据反坝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河流网络提供的信息（该组织位于加利福尼亚，其经济若没有大坝提供的水资源支撑将崩溃），中国现在正资助和建造8个非洲国家超过15个以上的大坝，未来还会更多。中国企业也正在建造其他参与者资助的工程，比如在莱索托，在中东发展基金的资助下，中国水电赢得了价值10亿兰特的合同来建造麦特隆大坝以供应马塞鲁。巴西和印度的大坝建造者也在跟进。世界银行对于水利水电基础设施的有效禁令正好为相关参与者打开了市场。
那些认为参议员莱希是一个好人的人会说，他发起了一场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话，但这并不是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看到的。约翰·布里斯科说：“它强化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由国内极端的单一议题组织控制、并且极少关注增长（包括基础设施）减缓的政治家所驱动的。”
结论很明显：“非洲人和其他人正在或将转向选择与中国和巴西等国政府及企业合作，可能转向金砖五国银行。他们明白电力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关键问题之一，并且这些国家和金融机构将帮助非洲人建造促使他们经济增长和贫穷减缓所需的基础设施。”
（作者迈克·米勒简介：注册工程师，南非金山大学公共与发展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曾任莫桑比克政府水与卫生设施项目经理，税务与林业局局长，曾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水与发展领域提出过一系列建议。译者现供职于中国大坝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