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转型不可依恋GDP模式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发言时说，“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这话是说给外国元首和国际社会听的，而对国人来说，更真切的是转型发展的急迫的实践问题。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本质上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型，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2012年，中国消费了全世界一半的钢材、水泥和煤炭，造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世界最大。今年初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暴发，空气、水体以及食品等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粗放的GDP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就需对钢材、水泥、煤炭等过剩产能进行消化。煤炭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能源产业，煤价下降，本质上是市场的正常变化，一方面向投资者发出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市场信号，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消化过剩产能，包括通过低价传导挤压石油、新能源市场空间等。

　　面对当前煤炭产业的困境，许多人在开“药方”，如“有效需求不足”说。我国煤炭产业十多年来，规模化、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许多煤矿一对矿井班产万吨并不稀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实现工业化强国，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的梦想。但当工业化来到我们身边，才发现工业化时间过短导致了产能过剩。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当消费不需要的时候还侈谈“有效需求不足”，这表明我们在GDP模式推动下的发展失去了方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纽约时报》撰文，认为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模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己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克鲁格曼前一句话，说出了我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但后一句就八卦了，因为中国体制充满革新活力是他职业观察的盲点。

　　经济发展的GDP模式，己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现在到了“避免单纯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发展阶段。但是从思想观念到实践习惯，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自觉不自觉地依赖GDP发展模式，改革创新动力不足，诸如让官员卖煤、设置市场壁垒等越位行为不时见诸报道，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当然，也有以煤矿兼并重组等发展为名，博取政绩、输送利益、转嫁风险甚至贪污腐败，更是要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反腐风暴，凝聚人心、破除在GDP名义下的灰色利益链条，是改革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地方政府对GDP的依赖和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是当前煤炭产能过剩的最主要根源。从这些年来中央重大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往往在需要落实到执行层面时，便长时间停留在纸面上。对煤炭产业当前的困境，可以清楚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一些媒体宣传，不断采取或主张用行政手段保煤炭保增长，这只会推高整个产业的系统性风险。“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大思路。经济转型首先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不以GDP论英雄，政府退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成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这需要深化改革，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做到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由契约规范交易活动。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继续依恋GDP发展模式，一切无从谈起。能源领域改革应当将竞争性业务与非竞争性业务分开，像煤炭这样的竞争性业务完全交给市场，非竞争性业务实现公平接入、加强政府监管、提高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