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机制缺失拖了气候谈判后腿

　　持续的无为让舆论对国际气候谈判的未来充满疑问，但气候谈判的进程从未因公众关注的下降而停下脚步。7月3日，在由中国、英国和瑞士联合举办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国际会议间歇，记者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秘书卢显富博士，就气候谈判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前进方向进行了交流。

　　中国能源报：国际气候谈判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领导力真空，3个月前，欧洲ETS救市方案遭否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如果在减排问题上领跑世界的欧洲开始犹豫，剩下的国家怎么办？

　　卢显富：领导力缺失是可以理解的，UNFCCC框架下的气候谈判是一个高度民主的过程，任何一个决议的产生都需要所有签约国达成共识，所以气候谈判的进程比较慢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气候谈判的前景还是乐观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行动与否，而是何时行动。

　　碳交易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操作过程，跟常规的商品交易有很大不同，这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ETS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排放交易体系，欧盟的第一期ETS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实验，布鲁塞尔也已做好了吸取经验教训的准备。

　　事实上，碳市的糟糕表现是由疲软的经济大环境决定的，当然也跟各国的决心有关。但我们相信，等到2015年各国达成针对2020年后的减排协议时，全球的经济形势会有所好转，我们期待各国政府届时能够更具气候雄心。

　　中国能源报：我们能在华沙期待什么？

　　卢显富：从现实角度出发，年底在华沙举行的气候大会仍将是一个过渡会议，说到期待，还是等到两年后的巴黎吧。但是如果各方希望在巴黎取得突破，今明两年的气候大会将非常关键。

　　华沙的关键议题是确定帮助小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当前气候基金的谈判比较艰难，特别是传统的欧美资助国并不是十分积极。

　　中国能源报：您刚才提到了气候基金，这是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似乎找不到乐观的理由相信，2020年后，发达国家能够按照约定，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金，这与您掌握的信息一致吗？

　　卢显富：我认为这个承诺是可以实现的，联合国方面对此进行过非常细致和高规格的研讨，列出了各种假设下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但需要强调的是，气候援助在本质上将高度依赖各国政府的金库。

　　回想一下，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为拯救银行业投入了多少钱？如果银行系统的崩溃可以避免，我相信气候基金的问题也能够解决，因为任由气候问题发酵引发的后果更加可怕。

　　目前联合国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管理和协调气候基金的统一平台，这个平台将在年底华沙气候大会召开期间正式启用。

　　中国能源报：在多边谈判中，因协调不利而夭折的先例比比皆是，作为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多边磋商，气候谈判在这方面是否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卢显富：你说的没错，如果有人问我气候谈判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一个是钱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协调机制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更加重要，也更为棘手。从去年开始，协调机制的缺失和不足已经引发了谈判各方和联合国的高度重视。

　　这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总是充满变数。例如现在谈判的议题很多，条块分割得非常厉害，很多资金的来源相互穿插重叠，落实难度极大。

　　再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不是每个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中国的发改委有人力和资源应对各种繁杂的气候谈判问题，但在一些小岛国家，整个国家负责环境气候问题的人可能只有两到三个，对接和沟通都十分困难。

　　即便是在联合国内部，各部门的协调也存在问题。另外，各个气候谈判机构间争势夺利、相互拆台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中国能源报：6月的最后两周，中美两国先后以各自的方式为裹足不前的气候谈判注入了新活力，前者提出了“大气防治十项措施”，后者向煤炭宣战。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这种碳排大国的单边气候行动得到认可和鼓励，将不利于全球性气候谈判，因为各国显然更倾向于以适合自己的节奏行动，您怎么看？

　　卢显富：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气候变化是全球化问题，二氧化碳没有国界，美国和中国是重要的排放国，但其他国家也有排放，单边和双边的合作都值得鼓励。当然，最理想的局面是首先通过全球性协议约定各国的减排目标，然后再去鼓励单边、双边行动。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当前大家仍处于构筑信任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