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北京市在“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建设目标。根据《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
在此目标之下，除了政策的引导扶持，也需要各类资本为各类创新主体的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和生态发展提供丰厚“沃土”和源源“活水”。这其中，当越来越多国资背景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在探路国资利用新路径的同时，也给整个创投生态带来了重大变化。
北京是国资进入股权投资市场的先行者之一。如何发挥创投机制所长，让“国资+创投”擦出创新火花，助力产业升级和硬科技攻关，从而驱动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市有代表性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人，请他们分享国资创投的“北京样本”。
首钢基金：从10亿元到1200亿元，带着使命连接产业与资本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首钢是高炉烟囱耸立的工业荣光；而在现在北京年轻人眼中，首钢却与绿色、时尚、创新、创业紧密相连。
首钢基金，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钢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经过多年的发展，首钢基金的基金管理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0亿元人民币扩大到现在的超过1200亿元，投资了近千个创新项目，是北京市政府出资的产业基金第一大市场化管理人。通过持续放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首钢基金链接了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资源，以资本之力服务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成为助力首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
探索“金融支持实体”新路，坚定投资“硬科技”
实际上，无论是首钢基金的诞生还是发展，都带着浓厚的使命感。
据介绍，首钢基金的前身“京西创业”成立于2011年，当时首钢正面临搬迁后的转型，最初资金规模仅为10亿元人民币。2014年，在整合首钢集团业务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与首钢集团共同设立北京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产业转型升级。
“首钢基金的飞速发展与国家发展大势和对‘金融支持实体’的政策引导分不开。2014年，首钢基金开始进入政府引导基金领域，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展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的机构。”首钢基金总裁张建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在张建勋看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是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发展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金融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彼时，风险投资虽然已经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推动了一大批创业公司成为“独角兽”企业甚至科技巨头公司，但相对于外资和民营资本，国资进入股权投资市场才刚刚起步，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第一批“探路人”，虽然起步不易，但首钢基金一直坚守着初衷和使命，围绕国家所需和国资所长的领域，坚定又具前瞻性地将目光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持硬核科技创新，而并不是简单追逐市场的风口。
今天看来，这也是首钢基金能够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秘诀”。在政策的指引和北京市政府以及首钢集团的鼎力支持下，首钢基金借助改革的春风，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不断吸纳多元的投资机构，另一方面伴随着首钢基金这几年业绩的成长，投资人更加的丰富和多样化。可以说，首钢基金扎根首都，打造出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北京样板模式，也成为我国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标杆之一。
“2021年，北京市国资委公布的首钢集团三大主业中，新增了‘产业基金与资产管理’。这一方面肯定了首钢基金在首钢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对首钢基金发展的肯定，当然也是首钢基金未来发展的推动力。”张建勋说。
引资本方向，助产业升级，为“种子选手”提供沃土活水
无论是产业升级转型，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用好资本的力量，可并非把钱给出去那么简单，还要为有潜力的“种子选手”们提供“沃土活水”。
张建勋表示，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首钢基金总结出一套“基金+基地+产业”的闭环生态发展模式，重视发挥金融的“纽带”和“引擎”作用，聚焦业务主线，并与首都产业发展方向深度绑定。因此，首钢基金实现了从金融到实体产业和载体的有效串联，收获了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回报。
但首钢基金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务回报，这也是国资创投与其他类型资本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发挥引导基金的“引导性”，汇聚更多社会力量，投一家企业就培育一条产业链，进而助推整个区域内的产业发展。
张建勋认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正在成为社会资本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催化剂，对促进产业升级、补齐产业短板、加快产业聚集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以首钢基金持续投资的理想汽车为例，理想汽车绿色智能工厂落地顺义，不仅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还在顺义形成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产品等一系列汽车产业链体系，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撑。
而谈到首钢基金的未来发展，张建勋表示，首钢基金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逐步厘清公司投资产业定位，以“先进制造、科技创新、行业龙头、国产替代”为产业投资定位抓手，融入首都发展新格局，永远保持同首都发展的血肉联系，坚定不移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北工投资：探索国资创投新路，聚焦高精尖，培育“专精特新”
2002年，第一只以“引导基金”为名的政府投资基金诞生于北京中关村，开创性地将政府财政资金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运作。而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工投资”）也诞生于这一年。
北工投资是专注于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市属国有投资平台，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是北京国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国资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职能是管理和运营国有资产，保证国有资产在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北工投资的成立也被视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之一。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北工投资现已成长为以基金管理、产业投资、政府服务为主业的投融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等，累计投资项目140余项，母子基金总规模逾300亿元，服务“专精特新”企业超过8000家。
探索“国资X创投”新路：打破传统投资模式，聚焦高精尖硬科技
“成立以来，北工投资始终坚持以服务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己任，深入研究首都高精尖产业链，超前进行规划布局，着力服务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追赶引领科技发展步伐，以多元投资方式促进产业领域资源和先进资本运作经验的有机整合，全力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国有资本力量支撑。”北工投资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是总结北工投资走过的20余年。
风险投资模式起源于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创投生态一直被美元基金所主导。而中国国内的资本，尤其国有资本，该如何参与股权投资？这是一道完全陌生的命题。
张涛表示，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明确，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种政策创新工具，对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及产业转型、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助力私募股权领域募资、引领产业投资方向等方面起到良好的撬动作用。政府引导基金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但是，实现这个结果的路径探索和经验积累并非易事。作为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懂资本、懂管理，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懂政策、懂产业，运用股权投资方式和市场化机制扶植重点产业和发展的“薄弱项”，推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政府引导基金打破了受利益最大化驱使的传统投资模式，将社会市场资本引导至创新程度高的战略新兴领域，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研发、生产等方面的融资支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创新产业投资市场的完善与活跃，为优化产业布局注入了重要的驱动力，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张涛表示。
尤其是当前，国内多个行业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但硬科技赛道投资难度极大，周期长、风险高又资本密集。更有挑战性的是，硬科技领域往往还要考验产业链协同，一枝独秀难为春，要万紫千红才能春满园。
“硬科技领域的投资需要遵循一定的投资规律，如建立长期视角、探索科技与商业平衡、选择合适投资时机、深度参与企业赋能、推动构建产业链生态、重视合规风险控制、激励和保护科研人员、持续跟踪投后管理等，但最重要的是要与政策同步。”张涛说，这是北工投资摸索出的硬科技领域的投资规律。
“升级版”政府引导基金崛起：“四两拨千斤”，培养“专精特新”
联合经开区合作设立医药健康、智能制造、半导体等产业子基金；联合海淀区合作设立智慧交通子基金；联合顺义区合作设立新能源汽车子基金；联合怀柔区合作设立节能环保子基金；联合大兴区成立先进智造、医药健康等子基金……
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引导”至关重要，除了选择好方向，还要将“朋友圈”不断扩大，让引导基金的资本力量如滚雪球般增长。
以北工投资在管的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为例，其采用母子基金模式，母基金由北京市财政出资，北京市经信局主管。截至目前，北京高精尖基金已确认合作子基金27只，实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13个高精尖产业重点投资领域全面覆盖，并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前沿新材料等超过30个细分领域实现布局，累计认缴总规模近250亿元，子基金层面累计完成投资项目超230个，已投项目实现上市或过会企业18家，先后培育“小巨人”和“专精特新”企业百余家。
目前，高精尖基金累计带动社会资本实缴破百亿元，实现财政资金放大近6倍；子基金直接带动被投企业融资规模超过550亿元，间接实现融资放大约18倍，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区是国资以政府引导基金的形式进入股权投资领域最早一批运营试点，而随着中央力度不断加大的鼓励政策，以及先行各地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的日渐成熟，全国迎来了政府引导基金的高速增长。
来自清科研究中心等多家第三方创投研究机构的数据也证明：在中国创投生态中，国资正在从过去的“配角”，成为主力军，尤其是在硬科技领域。
“目前，国家级、省级和大部分地市级政府引导基金已经基本设立完毕，一些先行的政府引导基金经过多年摸索，产业规划和指向性更强，考核方式更加细化，管理理念也在持续迭代，因此，以科创及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为核心的升级版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强势崛起。”张涛说。
在张涛看来，近年来，伴随移动互联网等模式创新红利的过去，硬科技类投资交易逐渐成为市场主流，股权投资正在回归聚焦科技创新的本源。
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创新创业的大好时代。硬科技需要硬核的资本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外资在国资的引导下，共同帮助创新主体勇闯科技“无人区”，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
但张涛也认为，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已成为股权投资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者，发挥的力量是巨大的，但仍需更多释放。“投资硬科技的基金存续周期相对较长，但当前募资市场仍然缺少真正的‘长钱’，募资难是股权基金行业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张涛说。
而对于未来政府引导基金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张涛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最大目的是利用财政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进入政府有意扶持的领域和行业，这就意味着，政府引导基金需要平衡好规模与效率、引导效果与投资收益。比如，政府引导基金在面对绩效评价体系时，在资本端的风险偏好会相对较低。同时，容错机制和监管压力都影响着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和引导功能的有效实现。因此，持续优化管理人和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空间，建立合适的容错机制，还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张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