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被一再提及。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最基层的中等职业教育，近年来规模却持续萎缩，这让中职校长们的紧迫感丝毫未减。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2023年全国中职高质量发展校长论坛上，全国近30个省市90余个中职学校校长就“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交流经验与想法。许多校长提到了目前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等方面的实践和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普高而非中职，中职也出现普高化倾向。未来，中职学校的出路在哪儿？

    中职规模萎缩，未来能否保证？

    2022年5月1日施行的新职业教育法，曾因其中取消了“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的表述，改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随后教育部强调表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取消中等职业教育。

    2022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采取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同批次并行招生等措施，稳定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

    尽管官方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职普比大体相当，但社会上关于提高普高率、将初中后的职普分流推迟至高中后，甚至取消中职、将普高纳入义务教育之类的呼声一直很高。

    事实上，这些年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职普比都有下降趋势。

    以职教大省广东为例，2010年广东的中职保持着100万的年招生量，到2018年下降了一半，近50万。2021年广东高中阶段的招生职普比约为43∶57，这个比例在全国来说算不错了。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招生人数算，2021年全国职普比约为35∶65，2022年约为34∶66。

    “其他省份绝对不如广东乐观，不少省份已经是30∶70了。”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室主任杜怡萍将中职规模下降的原因归为两点：一是人口红利消失，二是“蛋糕”小了，普通高中在扩建，生源被优质的普通高中挤压。

    杜怡萍在上述论坛中提到，按照最悲观的方式预测的话，如果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预测广东中职招生规模，最后广东的职普比将保持在30∶70。

    未来的中职规模能保证吗？对于这个问题，杜怡萍认为，只要办得好，中职的规模还是可以保证的。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校长孙中升则认为，这个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中等职业教育，而是取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路线和导向。

    “产教融合太重要，但又太难”

    职业教育从诞生起就是为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好职业教育，核心在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自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实施以来，我国启动了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和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评选，开展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工作，各地设立了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库，产教融合主体初具规模。

    2022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对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概括为“一体、两翼、五重点”。其中的“两翼”指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改革的载体。

    “《意见》的主线是促进产教融合，这件事太重要，但又太难了。” 孙中升认为，当前校企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专业、行业、企业融合的契合度不高，校企合作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不足，存在产教融合流于形式，学生就业和企业招聘发生供需错位等突出问题。

    “这个文件发了以后大家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孙中升说，“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的变革，关键在于重塑产业、教育的利益机制。产教、科教本身是一对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一轮从教育部到国务院开始，想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打造进行突破。初步的想法是在每个省打造3～5个市域产教联合体，从试点开始推。保证职业院校和产业链形成一个动态鲜活的育人生态环境，这是产教融合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佛山市顺德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尧勇认为，学校还存在对产教融合战略认识不够深入、产教融合多方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产教融合范围窄、容量小、示范性特征不突出等问题。

    在他看来，产教融合要做深做强，需要几个关键因素：一是职业学校的专业技能人才培养要有体量和规模，否则无法深入和持久；二是要贯通中职、高职和企业的联合培养；三是企业要有责任和情怀，不局限一时的用工，而是着眼未来，用感情纽带吸引人才的回归。

    为了扩大产教融合的体量，佛山市顺德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做了一个尝试。今年3月，学校牵头成立大湾区产教融合发展联盟，联盟单位涵盖22个地区和57家中职学校、9所高职和本科院校、40所企业、13个行业协会，打造跨市域的产教融合联合体。

    教师是产教融合的一线角色。不少校长也谈到了中职师资问题，比如教师数量与学校办学规模不相称，高水平的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入职学校的瓶颈还没有打破，教师教学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等。

    广东一位中职校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到，现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越来越开放，但真正操作的时候又会很困难。“会有人质疑你做这个事不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利益，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该校长认为，产教融合真正落到地上去，需要靠一线的老师走进企业、深入企业，让他们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尝到甜头”，才有动力做下去。“老师的甜头，一是职务晋升，可以评职称；二是个人素质能力得到提高；三是能够获利是最好的，这样才有积极性，我赞成老师获利。”

    职普融通现“中职普高化”倾向

    除了产教融合，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是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点之一。职普融通正是顺应这种发展导向的办学模式。从《意见》到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提到了推动职普融通。

    2016年以来，江苏、四川、福建、山东、浙江等地陆续出台职普融通政策，推行改革试点。以在福建率先试点的厦门为例，2021年，厦门开始职普融通试点，招收2022级职普融通班96人。第一学年分别在两所职校进行培养，参加高一全市质检，按照两校职普班成绩排名，由学生自主报名，前30%的学生可申请转入3所普高。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是试点的两所职校之一。该校职普融通班共招收49人，超过一半学生实现了全市排名的进步，有15人完成转段进入普通高中学习。

    据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校长杨经葵介绍，职普融通的关键是融通课程的体系化、综合化设计，既要考虑学生二年级转段的“双出路”，又要考虑学生自愿选择、学分认定、学籍互转的问题。学校在一年级既对标普高课程，同时开设职业教育通识课程，并利用职教周、技能节等活动组织学生、家长参与特色活动，改变观念，消除职业教育歧视。

    试点一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该校2022级招生分数线大幅提高，优质生源增加，试点经验带动厦门市试点规模扩大，推广至全省等。

    但同时，杨经葵认为，当前职普融通创新改革，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家长和普通高中师生参与职普融通试点的初心不是关注和了解职业教育。他们的兴趣点、关注重心在能否转入普高校以及进入普高校后的升学率等问题上。而职校受到职普转段比例和人才定制培养的双重压力，职普试点“半通未融”，试点的内生动力缺乏。

    “目前职普融通只是以升学为导向。我校正在与相关普通中学沟通，发挥职业学校实训场所技能设施完备的优势，在劳动教育、职业技能体验、职业意识培养等方面开展融通。”杨经葵说。

    与成熟强大的高考制度框架相比，职教高考政策不稳定，职教本科招生计划局限性很大。杨经葵建议，要有效推进职普融通改革，必要的前提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按照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模式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考模式选拔人才，更多学生才能主动转向职业教育求学。

    不少校长抱有跟杨经葵相似的想法。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唐飞认为，在理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的情况下，即使一些地方进行了推动职普融通的多种尝试和探索，结果仍是普通教育更受欢迎。职普融通存在职业高中向普通高中的单向倾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内涵乃至课程体系方面都没有区别，结果出现“中职普高化”现象，即中职教育向普通高中教育靠拢。

    唐飞表示，总的来看，不仅需要从政策普及宣传方面强化认识，从政策可操作性和执行力方面细化制度设计，还要从推进职教高考改革等多方面，提高职业教育的“含金量”，才能真正相融相通、互学互鉴。

    四川省德阳黄许职业中专学校校长付先庆表示：“中职是面向人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目标不应是冷冰冰的就业率和升学率。我也不赞成为了追求升学率将职中普高化的极端做法，这本身就违背了职教改革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