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天津经济失去了往日领跑全国的风光，尤其是跌出全国GDP前十名后，批评其衰退的声音越来越多。
2022年，天津GDP实现16311.34亿元，在31省份中排在第24位，同比增长1.0%。从2023年各省份目标增速来看，天津设定的目标为4%左右，在全国也处于靠后的位置。
今年以来，全国掀起了拼经济的热潮。去年12月，陈敏尔履新天津市委书记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召开各区经济工作座谈会、市级经济部门座谈会，科学家企业家座谈会，搞调研、入企业、解问题，足见其对经济的重视。
陈敏尔对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政策创新、改革攻坚的着力点、突破口，调动各类政策工具推动问题解决、促进经济发展。
天津的支撑、动能和未来的表现，又一次站在了众人关注的中心。
落寞，但底气扎实
众所周知，天津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领跑位置，用现在网络语说，“祖上阔过”，底气和基础扎实。
民国时期，天津是全国第二大城市，有“南上海，北天津”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成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诞生了飞鸽自行车、海鸥手表、北京电视机、牡丹缝纫机等100多个“第一”。这里有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工业全部41个大类中，天津市占39个；207个中类里，占191个。这里还是海陆空交通枢纽，紧邻北京、面向三北、辐射东北亚……
“天津是航运中心、制造业中心，准金融中心，而且还是全国大都市中唯一毗邻政治中心的。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的优势，在全国只有天津有。在世界范围看，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靠近堪培拉，美国纽约靠近华盛顿，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在目前南北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天津具有当仁不让的承南启北的作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京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2006年，建设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滨海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曾多年年均增速都在15%以上，天津开始狂飙突进。直到2018年1月，天津滨海新区宣布挤出GDP“水分”，将2016年的GDP从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缩水了三分之一。当时有网友戏称：“滨海新区变宾每新区。”天津的GDP排名也开始滑坡，接连被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超越。
“经济增速掉下来，首先是天津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致。”2018年，时任天津市统计局局长武军定曾直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刚当时也表示：“从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尤其是重化工产业产值在工业结构中占比过高，是天津经济增长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2020年，天津GDP跌出前10名。2022年，天津排在了第24位。2023年的增速预期设在4%左右，相对也处在靠后位置。
“经济增速方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希望自己的区域有良好的表现，但也不能冒进。预期低一点，也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一个体现。”贺京同说。
天津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双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天津在区位、人才、科教、城市空间等方面是有优势的。现在天津已经认识到要怎样把存量特征挖掘出来，再加上一部分增量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量或者速度的调整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还要看它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释放，而这可能会有一些滞后的情况出现。“天津从滨海新区GDP挤掉水分的大调整之后，跟其他省份比可能我们落后，但整个GDP的支撑还是有的。”
她分析道，经济结构和增速之间呈现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完全用GDP的增速或规模来呈现天津发展的态势，也应该考虑经济结构。“从世界经济演变的规律来讲，比如，印度现在增速也很快，但我们国家比印度在经济结构调整、新动能、市场、创新等方面都有优势，所以这还涉及内在动力和生长机制的问题。”
“早年间，即使是上海和深圳也经历过阵痛期，也有GDP增长放缓的一段时间，但它们找到了新的发展动能、跃升的跳板，包括合肥、重庆等城市，也找到了适合发展的产业支撑和提升城市功能的平台。现在天津质的改善正在进行，伴随着质的改善，量的合理增加和速度的合理变化，也会慢慢地演进。”王双说。
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创新意识不足
关于结构性转变，王双提到了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的转型升级。
岁末年初，天津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今后5年天津实施的“十项行动”，号召全市上下“干”字当头、“实”字托底。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鼓励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改革开放最前沿、“十项行动”第一线。
以产兴城，城市最重要的就是产业。“产业结构方面，这10项行动包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等，这都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跃升的举措。同时，‘一基地三区’是天津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一基地’就是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肯定要把制造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先进的‘1+3+4’产业结构（以信创产业为主攻的智能科技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四大优势支柱产业）做强做大。”王双分析。
她说，城市结构方面，天津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大区”的概念，提到了滨海新区要有支撑引领作用，其他区也都提出了发展目标和结构性转变的内容，现在从城市结构、空间结构、要素流动结构上，天津都在做一些改善。
“比如，滨海新区产业做起来后，城市功能也会随之提升；城市结构一改善，能和中心城区之间实现更好的互动，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改善，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联动，这样一来，从产业结构到城市空间结构，就都改变了。再比如，天津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这也是城市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城市治理结构的协同和统筹。”王双说，“城市功能的跃升、城市定位的实现、区域战略中重要性的体现方面，还是应该看到长远的积极因素。”
不过，就目前而言，天津产业升级和投资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当下还存在新旧动能转换缓慢、机械等问题，创新思维有待提高。”贺京同直言，这并不是天津一座城市的问题，国内其他省市也存在。
贺京同表示，很多省市都在提新旧动能转换概念，但对它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并不是把传统行业转成人工智能、信息通信这种某一个具体行业就是完成转换了。“比如，你做半导体、新材料，你生产的东西属于新技术产业，但它不一定是一个区域的新动能。”
他进一步分析道，投资首先要满足有回报，平均回报率必须大于0，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所谓“投资”实质上就是一种“消费”。“拿芯片举例，第一，你要看有没有更新的技术；第二，有了技术之后，你在别的省市或者是在全球上有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话就不满足‘合理回报’的要求，这就不是投资。”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如果机械地转，而市场竞争又如此激烈，增长率当然就上不去。比如城市自身餐饮服务业基础好，如果出现像‘星巴克’‘麦当劳’这样有市场、品牌、商业凝聚力的企业，这也是一种成功转型吧。”
1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
此前，2022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刘鹤署名文章《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文章提到，“扩大的内需必须是有效需求，是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是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有收入依托的消费”。
“中央高瞻远瞩，‘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真正把握住了问题实质。”贺京同分析，当年的投资会形成当年的GDP，但是当年的投资在来年会不会形成有效资本存量，是更重要的。有效资本存量、资本结构需要满足需求。因为供给和需求是需要平衡的，生产要“等于”需求、需求要有生产支撑，这样才保证经济良性循环，从经济学上来讲叫“市场出清”，否则生产一堆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怎么办？
民营经济提振，稳预期是关键
一个地区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力量不容忽视。但目前，天津的民营经济遭遇了很大的挑战。
天津市发改委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的数据显示，2022年，天津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6045.4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下降0.2%，比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低1.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1%，占比较2021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但高于2019年1.1个百分点。
2022年，天津民营市场主体总体保持增长、外贸出口保持增长（民营企业实现外贸出口总额1767.4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市好12.3个百分点），但工业生产主要指标下降，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6%，比全市低0.6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趋缓，限额以上民营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同比下降5.9%，比全市低5.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低位运行，民间投资总额1574.9亿元，同比下降23.1%，比全市低13.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9.9%。民间投资处于低位运行，活力有待加强。
对此，王双表示，天津工业、重化工业基础比较好，国有企业的工业基础是有传承的，所以从发展基础和历史脉络来看，天津民营经济的基础不占优势，不如南方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那么高。
贺京同和王双都认为，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非常重要。
贺京同分析称，第一，现在预期转弱是国家发展的压力之一，民营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善的话，会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乃至决定因素。因此，怎样使民营企业在投资上真正发挥作用非常关键。
“现在部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不知道如何预期，我做了一些调研，部分企业家现在并不一定真的缺资金，关键是如何克服投资的不确定性。就像人们现在有钱，不知道买哪个理财产品一样，好像觉得哪个都不保险。”
第二，改善营商环境，要真正了解民营企业的需求。“天津也提出很多口号，比如提出要做‘店小二’，我认为做手持菜单的‘店小二’远远不够，要做了解顾客需求的、能做定制菜品的‘店小二’。‘店小二’手里拿的是需求单，你需要什么菜，我给你配置什么菜。”
第三，弱化投资趋同，让市场这只手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对企业的“指引”，避免企业产生依赖思想，防止其适应市场机制的能力退化。国家的短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力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倡导全民都要扑上去做。
“扩大内需，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中央已经明确，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是基础的，投资是关键的。”贺京同分析说，“我们需要将过去受疫情影响的消费通过刺激得以恢复，更重要的是扩大有效投资，平均回报大于0的投资上来之后，就会带动就业，人们就有收入了，自然而然就会引导新一轮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