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于2022年12月14日对外发布。12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两份文件接连出炉，从战略规划和实施路线多重角度予以布局，意味着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已经启动，正式进入政策落实与实施阶段。
新一轮扩内需如何落实？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进行解读。
扩大内需是应对短期挑战和促进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
《中国经济周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什么？
王一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着力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近三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对推动经济稳定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通胀水平仍处高位，经济持续下行，主要经济体出现滞胀的风险上升，外需疲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2022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2%。但自8月份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当月增速明显走弱，11月当月同比下降8.7%，其中对美、欧出口分别下降25.4%和10.6%。202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将明显减弱，或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在外需持续疲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内需驱动。
从长远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扩大需求有利于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和挑战，有利于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有利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
《中国经济周刊》：从目前看，我国提出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的条件是否具备？消费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吗？
王一鸣：我国扩大内需不仅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具有现实可行性。首先，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2万美元，具有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提质升级趋势日趋明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其次，补短板强弱项的投资空间巨大。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仍然较大，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加快释放，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投资需求巨大，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将催生更多投资需求。再次，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将拓展国内市场空间。我国城镇化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推进城市建设和促进2.6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激发更多投资和消费需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将把更多投资和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将促进消费加快恢复。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影响最大，去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较为疲软，2022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11月当月同比下降5.9%。12月以来，随着我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一些城市的线下消费迅速上升，“人挤人”热闹场景重新回归。可以预期，疫情期间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会加速恢复，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旅游、餐饮、交通、住宿等服务将明显反弹。实施扩大国内需求战略，特别是鼓励扩大消费的举措，将促进消费加快复苏，成为经济回升的主引擎。
服务消费是我国扩大消费新引擎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发布的《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如何理解“消费提质升级”的内涵？
王一鸣：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加快提质升级，消费的高端化、多样化、服务化趋势持续增强，而更为突出的是消费的服务化趋势，家庭收入中用于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和旅游度假等服务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占比逐年提高。虽然疫情对服务消费的冲击较大，但随着我国对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服务消费将加快恢复，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日趋明显。
“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一方面包括持续提升传统消费，比如提高吃穿用的消费品质，还包括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服务消费，以及加快培育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等新型消费。《规划纲要》立足于中长期扩大内需，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消费恢复，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才能为消费提质升级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周刊》：服务消费是消费升级的方向吗？服务消费是否也面临扩容提质？
王一鸣：伴随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通信服务、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正在成为消费热点，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疫情前的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接近1万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到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645元，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44.2%，虽然比2020年回升了1.6个百分点，但仍比2019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疫情对聚集型、流动型、体验型服务消费的冲击最大。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服务消费或将出现补偿性反弹，服务消费占比提升将是大势所趋。
加快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也将为消费提质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在供给、需求和制度层面发力，鼓励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近一段时间，多地密集发放新一轮消费券，涉及餐饮、家电、文旅、百货等多领域，加快促进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您怎么看待发放消费券对消费增长所起的作用？
王一鸣：关于消费券的问题有很多讨论。主要是对特定人群比如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操作层面比较复杂，这涉及如何精准识别的问题。当然，一些有条件有财力的城市，从惠民生、稳经济、提振消费、提振信心的角度发放消费券，这对拉动消费有积极作用，应是予以鼓励的。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规划纲要》提到，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仍将是最大的内需之一？
王一鸣：房地产链条长、影响面广，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7%左右，加上建筑业则占到14%；占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六成，房地产贷款加上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39%，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综合财力接近一半。因此，房地产业不仅影响到家电、家具、家装等关联消费，而且还影响到投资、金融、土地收益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需求是最大的内需之一，房地产业是对扩大内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行业。
去年以来，房地产下行态势明显，供需两端双向收缩。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3.3%和26.6%，均处于近三年最低水平。针对房地产市场明显走弱的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在供给端采取这些措施，对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仍有赖于市场恢复和销售顺畅回款，需要松绑需求端限制性措施，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从更长期而言，要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和长租房市场建设，让新市民、青年人更好地安居。同时，要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轮扩大内需提出的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难题？
王一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住房改善消费。从居民购房看，现在首次置业的比重明显下降，越来越多的是改善性住房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比会越来越大。因此，在政策层面，对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也要合理支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都要给予政策支持。
当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要做好防风险工作，这是底线。要稳妥化解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重点是增加房企开发贷、并购贷和购房人的按揭贷，满足合理融资需求。只有防范和化解风险，房地产市场才能平稳健康发展，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如何释放5万亿“超额储蓄”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轮扩大消费需求，首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一鸣：当前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消费恢复到正常水平，比如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恢复到2019年水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激励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当然，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就会越多。因此，必须保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逐步带动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增加。
《中国经济周刊》：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水平，尤其是疫情以后储蓄率进一步提升，高储蓄率是好事吗？
王一鸣：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新增居民存款累计14.9万亿元，而2019年至2021年间，我国居民年增存款均在10万亿元左右。人们通常把这部分显著高于往年储蓄水平的储蓄称之为“超额储蓄”。那么，2022年这个高达5万亿元的“超额储蓄”从何而来？
我国的国民储蓄率比一般西方国家甚至同等发展水平国家要高，这跟中国的文化有一定关系，中国人重储蓄、不愿透支消费。但“超额储蓄”很难用文化因素来解释，应该是预防性储蓄、被动性储蓄、消费不振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受限，带来预防性储蓄增加；疫情使旅游度假等消费受阻，也会形成被动性储蓄；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居民购房意愿下降，会增加储蓄。消费场景缺乏，消费动力不足，也会推高居民储蓄。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和各项鼓励消费政策效应的释放，这部分“超额储蓄”会释放出来。从更长期看，稳定且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是扩大消费的关键，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应该看到，高储蓄率是过去我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条件，比较高的储蓄率，才能为扩大有效投资、推进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当然，过高的储蓄率，可能导致消费不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特别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我国储蓄率也会逐步下降，消费率则会相应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