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调查结果的公布,河南健康码“红码事件”暂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所带来的警示和反思将影响深远。
回溯事件始末:近日,数位由省外入豫的村镇银行储户在抵达郑州后,河南健康码由绿转红,无法正常参与社会活动。据悉,因早前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问题,这些储户此行的目的是沟通取款事宜。除了由省外抵郑的维权储户,一些未前往郑州的储户也出现河南健康码莫名“染红”的情况。
维权储户被赋红码一事尚未平息,又有当地烂尾楼盘维权业主被赋红码的情况出现。多名维权业主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映称遭遇了与维权储户同样的“红码拦路”的处境。
在河南健康码“红码”事件发酵多日后,当地有关部门接连出手调查此事。6月17日,郑州市纪检委“清风郑州”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称,针对近日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的问题,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
6月18日,河南省许昌市警方通告,已于今年4月依法对目前“红码”事件中涉事的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立案侦查,现已有了初步调查进展。
6月22日,郑州市纪检委再度发布调查情况通报,公布了“红码事件”的调查结果,包括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张琳琳在内的多名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撤职、警告、记过等处分。
社区:
权限更大的部门不允许变绿码
吴女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称,自己的豫康码莫名其妙就变红了,然后莫名其妙又变绿,自己压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吴女士认为,她的豫康码变红可能是因今年4月的一次维权。
据吴女士介绍,身边与她一样出现豫康码莫名其妙变红的还有不少,而他们与上述村镇银行储户的共同点就是都曾去河南省银保监局维权。
吴女士购买了融创中原大观二期的房子,但该楼盘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已经停工,整个楼盘目前为止没有复工迹象。所以吴女士便同其他业主一起向信访部门提出了复工诉求,由于怀疑该楼盘可能存在监管资金被违规转移的问题,吴女士这才与其他业主去河南省银保监局进行了投诉。
吴女士认为,就是这次投诉让她的豫康码在6月12日这天“染红”,从而被限制了出行自由,红色的豫康码显示其变红的原因是“境外归来”。吴女士说,自己这段时间从未出过河南省,更不可能出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秦虹身上,她是吴女士投诉时的同行者,她的豫康码一样在6月12日这天变成了红色。秦虹家中不仅有个即将手术的病重老人,还有一个需要参加重要考试的学生,红色豫康码无疑给这个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秦虹无法将家中老人送至医院就医,也无法送孩子参加考试。
此过程中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并未联系过秦虹,她反复拨打12320,试图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经过多方联系,秦虹最终按照社区要求,进行了两次核酸检测,同时按要求签下一份“保证书”才得以转码。
秦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份“保证书”中要签字人保证:没有在村镇银行存钱,保证不进行线上线下上访。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在其系统内上传了核酸结果与“保证书”,她的豫康码也顺利恢复绿色。
但秦虹的绿码一个小时后再次变红。在看到豫康码再次变红后,她又来到社区试图说明情况。但这次社区工作人员给的答复让她无法理解:“社区跟我说,估计是权限更大的部门暂时不允许我们变绿码,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敢操作了。”
同样是融创中原大观业主的珊珊,也遭遇了豫康码变红,她还发现了另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个红码可能是按照户口本变的,我们一家户口都在一起,我变红码后,我们家三口全部都变成了红码。但有一个业主,户口本是独立的,他变红码后,与他住在一起的家人却依然是绿码。”这个情况也得到了吴女士的确认,她表示与自己同在一个户口本的家人也变为了红码。
珊珊申请转码时也“怪事”不断,她自己曾在手机上尝试申请转码,但手机中显示其无需申请转码。随后她又来到社区申请转码,社区工作人员同样告诉她,系统中显示其为绿码,无法申请转码。
烂尾楼业主与村镇银行储户的维权时空交集
变红码这件事随即在业主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业主将相关信息发布至社交媒体平台,却遭到一名自称融创工作人员的警告。爆料业主向记者展示的聊天记录显示,该“工作人员”称,变红码的业主为某村镇银行储户,其豫康码变红与其他事情无关,劝其理性并及时删除相关信息。
但吴女士、秦虹与珊珊均否认了这一说法:她们从未在相关村镇银行办理过储蓄业务,也从来没有业务往来,非要说与村镇银行的联系,只有4月维权时曾去过河南省银保监局,而这个时间点恰巧碰上过村镇银行储户。记者随即通过公开渠道联系河南省银保监局,但该部门并未接电话。
这种情况同样不是个案,珊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去银保监部门投诉过程中,曾遇到其他楼盘维权人员。一位康桥玖熙园项目的业主也展示了自己豫康码变红的记录。
这位康桥玖熙园项目业主表示,6月8日他曾和其他业主一同到相关银行和政府部门反映项目资金问题,其间登记过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等个人信息。
中原大观业主胡琦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自己朋友圈中,另外有3位名门翠园业主同样出现了因投诉而豫康码变红的状况。
至此,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至少有8位业主因为烂尾楼维权而被赋了红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储户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关注,这些维权业主在6月14日下午,红码均陆续转为绿码。
秦虹与珊珊说,因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她们当时非常着急,进行了核酸检测,并到社区报备,在经历了两天红码后,14日下午一点左右便看到豫康码恢复了正常。
而吴女士则表示,由于没有任何部门联系过自己进行隔离,她便一直处于自己居家隔离状态,并未进行任何操作,但14日下午,其豫康码也自动恢复了正常。
目前尽管这些业主的豫康码恢复了正常,但豫康码变红的事情已经在心里留下阴影。尽管胡琦的豫康码未变红,但他说,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楼盘停工问题还能向谁求助。
入豫人员应该如何赋码?
“入豫即赋黄码”,这是今年3月以来,河南当地对外来人员入豫、返豫的健康码管理规定。河南省卫健委曾发布宣教信息称,“疫情出行要慎‘行’——落地即赋黄码”。
据《河南日报》今年3月的报道,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3月22日起,统一对省外返豫入豫人员采取河南省健康码赋黄码、三天两次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遵循“省级赋码、属地管控、便捷解码”原则。
但此次这批入豫的维权者是“落地即赋红码”。红码与黄码在管理政策上有着天壤之别,而红码的赋码规则也与黄码不同。
据《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文件显示,红码的赋码规则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接与次密接者、境外来豫人员、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时空伴随者等人员有关。
另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网信息对红码人员的定义性描述中,红码人员还包括疑似病例、近14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以及应急处置疫情期间,其他需要紧急追踪隔离管理的高风险人员。
而这次被赋红码事件中,对国内外省入豫的当事人群赋红码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这些被赋红码的人员不仅难以通过常规途径进入河南,即便落地河南再被赋红码,根据相关规定,这些人面临的也是寸步难行且需要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的处境。
究竟是谁赋的红码?
工作人员:规模性红码赋码应是上级疫情防控指挥部门操作
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省健康码由该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原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信息管理局)指导建设。
据该局工作人员透露,信息管理局只是健康码的技术支持单位,诸如健康码的赋码转码这类业务层面的问题,并不属于该局的职能范畴。
对于这批被赋红码的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郑州推送数据,应该是从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推送而来,这些数据在系统中符合红码触发条件的话就会自动转成红码,信息管理局不会进行人工干预。”
记者曾多番联系当地疫情防控相关部门。据郑州市上街区一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透露,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的确有手动赋码的权限,但诸如这类规模性红码赋码的情况,理应是省级或市级的疫情防控指挥部门操作而来。
该工作人员称,手动赋码的依据是人员的流调信息、与确诊病例的接触情况等,数量较少;批量性赋码一般是由系统自动生成,“毕竟数据量庞大,不是人手动能应付得了的”。外地人员未抵豫即被赋红码的情况之前也有先例,系统判定人已经到了河南,于是就被赋了红码,系统内或许有这样的机制。
6月22日,郑州市纪检委通过“清风郑州”认证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为这一系列猜测画下句号。
据通报信息显示,经过对“红码事件”的调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
健康码被滥用
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据郑州市纪检委统计,“红码事件”中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但烂尾楼维权业主被赋红码的情况并未在此次调查情况通报中出现。有不少网民质疑当地政府涉事责任人利用健康码红码阻拦这些维权者前往当地,以及限制维权者在当地的活动。
据郑州市纪检委调查情况通报,冯献彬、张琳琳、陈冲、杨耀环、赵勇等同志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薄,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赋码转码规则,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冯献彬、张琳琳同志对此分别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陈冲、杨耀环、赵勇同志对此负直接责任,应予从严从重问责追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经研究决定,给予冯献彬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张琳琳同志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冲同志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杨耀环、赵勇同志政务记过处分。
除了党纪处分之外,相关责任人擅权违规向维权者赋红码是否涉嫌触犯刑律?这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议论。
新冠肺炎疫情后,对于涉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有了更具针对性的司法解释。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公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相关规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北京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景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维权者被赋红码事件中相关责任人如存在主观故意,且造成后果严重,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魏景峰认为,通过健康码赋红码的手段给维权者设置障碍,相关责任人员的行为至少应属滥用职权,至于是否构成犯罪应结合司法实际情况认定。依目前信息来看,该事件中具体损失暂时无法认定,但或有相关法条中“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节,需要结合详细调查结果进行判断。
(除魏景峰外,应受访者要求,其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