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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国以最高规格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经济特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率先完善各方面制度，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中央高层对深圳未来发展确立了五大战略目标定位，其中两项涉及到了经济发展及效率，一是高质量发展高地，二是可持续发展先锋。而为了实现中央已经确立的宏大战略目标及任务，深圳需要做出的努力无疑将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推动及实现经济增长方面除了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之外，“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无疑将是需要深圳持续做出努力的主要领域和方面。
深圳还存在哪些问题？
应当承认，深圳过去40年的发展较多地受惠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毗邻香港）及政策优势，使经济增长所需各种要素在这里实现了高度集聚及充分释放，然而，在中国已经致力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及多区域增长极的背景下，深圳的确面临着如何强化经济增长根基、培育优势并善加发挥、有的放矢地弥补短板、破除影响要素效率释放的弱项的长期挑战。
无需回避，深圳面临着世界上诸多都市发展所面临的同样问题：集聚不经济。即因营商成本的急剧提高而使一些企业和产业难以为继或者不得不另作他想。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无论在珠三角地区，还是在全国，深圳的房价涨幅都是名列前茅的。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房价过去10年涨幅排行：第一名为深圳343.20%，年均16%；第二名东莞215.20%，年均12%；第三名广州197.20%，年均12%；第四、第五、第六，分别为中山、汕尾、珠海。
急剧上涨的高房价一方面会快速吞噬企业的收益，迫使一些制造业外迁，同时也会对本地居民消费形成抑制。这种效应正越来越明显地在深圳显现出来，一方面是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外移，纷纷到邻近的东莞、惠州等地设厂；另一方面是高房价开支对居民的本地消费造成了限制，致使深圳的消费力一直和城市地位不匹配，甚至排在内地一些城市的后面。如2018年，消费力十强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武汉、成都、深圳、南京、苏州和杭州。2019年，消费力十强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2019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比中部城市武汉多了222.68万人，但2019年的消费总额仍比武汉少866.79亿元！
不能不承认，这种现象必然会影响到深圳的经济增长基础，而从深圳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变化中也可窥见一斑。深圳的经济增速自2016年起一直在下滑：2016年增速为9%，2017年增速为8.8%，2018年增速为7.6%，2019年增速为6.7%。
而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中国前沿城市，深圳过去几年的国际贸易环境也渐趋困难。如2017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8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6.5%；2018年比上年增长7.0%；而2019年则同比下降0.6%；2020年上半年，下降0.5%。国际贸易的增长趋势改变对于深圳这样的外向型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据第一太平戴维斯近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深圳房地产市场概述》显示，深圳今年第三季度甲级写字楼项目入市步伐提速，全市共计录得4个项目竣工入市，合计新增面积约31.5万平方米。其中，全市平均空置率环比上升1.6个百分点，至29.7%，预计第四季度将突破30%关口，创历史新高。
在深圳写字楼供应明显过剩的情况下，深圳住宅价格却节节上升，一度领涨全国。这表明在深圳房地产市场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情况的，这既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效率。
10月22日，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8：劲草迎疾风：中国的城市与楼市》，并公布了2020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其中，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蝉联全国首位。同时公布的2020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中，深圳仅次于香港，位列第二。但从一些分项指标中，则可看出深圳的一些薄弱之处和需改善之处，如：
2020年中国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台北、香港、台南、高雄、台中、上海、广州、新竹、澳门、深圳。
2020年中国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杭州、南京、广州、深圳、武汉、西安。
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杭州、深圳、武汉、广州、南京、西安。
同日，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研究形成的《2020“理想之城”——面向2035年的全球科技创新城市调查报告》发布，基于对700多名全球一线科学家的问卷调查，展望了科技创新与全球城市发展的未来关系。
报告称，未来科学家在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之间将进一步趋于双向平衡流动。中国、美国和欧洲作为全球科技三极的趋势将更明显。从国内看，北京、上海和深圳3座城市形成了高效的人才“内循环”。未来5年中，现居北上深的科学家计划或考虑向其他两座城市流动的比例分别为30.3%、30.8%和29.3%。在现居海外的全球受调查科学家中，未来5年计划来上海发展的比例为4.2%、北京为3.6%、深圳为2.2%。
而从深圳几家受到美国遏制的科技巨无霸企业现实情况看，这些企业虽然准备绝地反击，但是过程非常艰难。深圳本地的科研力量、高校力量尚不能支撑这些企业的反击，他们只能走出深圳，在北京以及长三角地域进行基础研发布局，这也使得深圳科研基础的短板日益凸显。
发挥已有优势，培育创造新优势
中国正处于世界漩涡之中，单边主义崛起及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略及努力造成了掣肘及扰乱。作为一个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及承担着中国先行示范区使命的城市，深圳的未来发展可以说是外有强“敌”、后有追“兵”，但宏大目标已经确立，历史使命已经明确，值此兴衰转瞬之际，深圳唯有前所未有地鼓起改革、开放、创新、超越的勇气，缜密谋划部署全社会的未来，殚精竭虑，久久为功，不负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望，扬长补短，续创优势，争取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描绘出新的美好画卷，为中国及人类发展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在推进深圳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首先要看到，虽然深圳的营商成本上来了，但深圳的优势还在，深圳最大的优势是“软环境”优势（包括市场意识、开放意识）、中央新赋权后的制度优势、税收优势等，还应看到深圳的另一优势是资本和技术容易在这里实现融合，无论技术是来自本土或域外，也不论资本是来自内地抑或海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深圳是纽约与硅谷的融合。为了未来持续扩大要素集聚效应，也为了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深圳需要从上而下、内外兼修地把已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培育和创造出新的优势。
说到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制度供给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化;而畅通内循环的关键方面亦在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进，同样需要在制度供给和经济增长模式优化上做出系统性的持续努力。要实现中央确立的深圳五大发展战略目标，每一项都需要在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在优化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供给体制机制方面，深圳要创造性利用中央在土地使用、资金供给、技术资源转化等方面所赋予的权利，不失时机地做出制度及政策安排，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力度，以持续创新和提高技术应用水平来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高质量发展高地。
积极打造原发型与嵌入型相融合的经济增长平台，强化对内外先进要素的吸纳集聚能力。
原发型经济增长平台是指资本、技术、人才来源于本地，而嵌入型经济增长平台则指有关要素来源于域外。在一个地理空间有限、各种要素集聚趋势不可能改变、营商成本不可能下降的都市里，在产业发展选择上只能在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加强新技术、新材料基础研发，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供给形成上做出考虑和布局。
要看到，深圳的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齐全，对于先进技术的应用速度非常快，但缺少原创性的东西，面临不少“卡脖子”的问题，未来打造质量型发展高地，要靠技术创新、体制创新，要努力打造原发型与嵌入型相融合的经济增长平台。深圳需围绕着打造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高地总目标，前瞻性地找出有关产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及薄弱方面，从制度及基础技术两方面有针对性地及早入手，未雨绸缪，以快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积极打造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领先产业。当今世界，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经济活动的提质增效无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数字化平台具有全空域信息、全流程信息、全场景信息、全解析信息和全价值信息的“五全信息”特征。其拥有的“五全信息”的基因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作用，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而就供应链创新而论，数字经济越发达、新服务业态越具效率的城市，就越有着一般城市所没有的优势。
深圳在数字治理及发展方面已居中国一线城市前列，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位列前十。
而为了实现未来高质量经济增长目标，深圳不仅需要像华为、腾讯、大疆这样的世界性企业，还需要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技术研发应用产业集群，更需要形成技术密度领先、服务功能和服务效率超群的支柱产业。如数字制造业、数字商业、数字金融业、数字服务业及数字公共服务等。
双循环不可偏废
作为处于内外双循环重要交汇点的深圳，增强外循环的竞争力与增强内循环的辐射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始终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方面。一定意义上，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对外开放，关键要提高规则的普适性，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关键在全方位进一步系统深化各领域开放规则。深圳在对外开放方面，一是要率先解决开放规则的普适性问题，二是要解决提高商品贸易及服务贸易竞争力问题，三是要解决深圳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功能及效率不一致问题。在这方面，深圳除了要前所未有地引入各类投资者外，还应大力引入国际性机构，尤其是技术类研发总部、国际组织、智库等。
而内循环，深圳则要进一步挖掘“深圳都市圈”的潜力，进一步提升深圳的辐射能力。在内循环方面，决定城市发展及升级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城市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发展新基建、数字经济的能力上。
深圳以往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奇迹，积极发挥了集聚辐射作用，国内投资和贸易遍布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成为引领全省乃至全国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7—2019年3年，深圳与广东省外地区贸易（以下简称“省外贸易”）占深圳国内贸易总额（增值税发票销售收入和购进金额的合计金额）比重分别为40.1%、40.2%、43.9%，呈加快上升态势，反映出深圳省际经济辐射力在加强。从深圳与广东省内地区贸易看，2019年深圳与珠三角地区（含深圳，下同）贸易额，占珠三角地区贸易额比重近三成，深圳在珠三角的贸易主引擎作用凸显。而为了在中国内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圳则需进一步完善及强化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引擎功能，积极推进构建南方共同市场，进而争取辐射到整个东盟。
面向未来的金融体系
深圳要致力建立服务于未来、满足和支撑先行示范区发展的金融体系，这就必须要跳出传统的金融服务窠臼，要从秉持企业所有制偏好到坚持所有制中性，从帮助20%的人到帮助80%的小企业和年轻人；要从过去的人找钱、企业找钱，蜕变为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应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具体的金融领域，深圳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海洋金融、离岸金融及服务于居民财富增长的私人金融业务，积极打通与海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在金融发展和服务水准上致力成为中国的先行示范区。为了对金融业发展提供支撑，深圳需系统建立兼顾财富、声誉及消费行为、金融行为的信用评价体系，同样，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判定的基础上，通过这种体系的广泛应用，最后使信用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而为了激励社会创新，深圳亦需积极建立技术转让、转化的市场评价体系，积极打造技术资本化的资本市场，极大地促进资本与技术的融合，为深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
根据深圳市税收数据，40年来深圳累计组织税收收入7.1万亿元，累计增长3.1万倍，年均增速达30.3％，远高于GDP增速；管理纳税登记户数增长至344.3万户，累计增长超2600倍，创业密度保持全国第一。
这一方面说明了深圳市企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深圳市企业和居民对深圳税收的贡献率。从吸引要素的角度出发，为了实现未来长远的经济增长，深圳要么需要考虑适当调减某些税率，降低整体社会税赋水平；要么需要提高税收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最大可能地实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