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1期）

    据日本相关机构的调查，2019年，在将产地迁移出中国的日企的目的地选择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

    越南，这一拥有9000多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无疑被视为承接中国外迁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有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2019年，外交学院教授施展与研究团队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到访越南主要工业省份、多个工业园，并拜访了从高科技到低科技横跨多种产业、从跨国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厂横跨多种规模的近20家企业。

    今年年初，《溢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如施展在书中所言，“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

    为什么说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施展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在疫情背景下，美国白宫官员、日本政府此前有关支持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国的表态？

    施展：如果只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考虑的就是成本，而在疫情的背景下，人们会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成本不再是核心要素，而一旦关乎安全可以不惜成本，因此一些此前不会真的撤出中国的外资这次有可能真的会撤出。

    当然，所谓撤出并不意味着一家企业在中国的产能清零，而是在本国或他国重建产能。

    《中国经济周刊》：您此前曾到越南考察产业转移情况，据您观察，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企业有何共同点？

    施展：实际上我们今天经常会有一些概念上的混淆，当下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分工结构已经跟30年前产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可能仍然在用30年前的方式来理解制造业。上个世纪90年代，各国之间的贸易70%以上是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而在2018年，70%以上都是半成品、零部件贸易，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横跨多个国家才完成生产。

    在过去，国和国之间可能是产业层面的分工，也就是你生产汽车，我生产计算机，然后用汽车换计算机。但在今天国与国之间是工序层面的分工，即我负责汽车生产的某些环节，你负责另外一些环节，咱们共同把汽车生产出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讨论企业转移的时候一定要追问是什么在转移？打个比方，一件复杂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100道工序，过去有可能是70道工序在一家企业内部由70个车间完成，但是在今天这70个车间有可能变成70家公司，彼此进行外部合作。在过去如果一家企业转移了，那真的是这70道工序都转移走了，而在今天一定要问是哪道工序转移了？比如我在书里举了三星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案例，实际上转移走的只不过是组装环节，而上游环节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越南家庭蚕丝工坊

    《中国经济周刊》：三星只是将最终的组装环节转移到越南，但在供应链上依然高度依赖中国，您认为受疫情影响，未来供应链网络会不会也逐渐迁出中国？

    施展：很难，因为供应链是个系统，并不是有了工厂就有了供应链。过去有可能是70道工序都在一个工厂里分不同车间完成，而在今天这些车间可能已经独立成为新的工厂，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因此我们关注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时，一方面要关注单个工厂，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整个供应链网络。要追问转移的是单个工厂，还是整张的网络。

    当然，供应链网络本身也并不是众多工厂的简单加总，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配合，如物流交通、水电气，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很多并不是肉眼可见。比如工业园区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工业园区所拥有的物流能力不是肉眼可见的，我在越南考察时也到访了一些开发区，发现其整体的配套能力跟中国相差较远，无法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运转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这种配套能力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哪里？

    施展：一是整体的物流能力跟中国相比效率比较低；二是越南没有重化工业，而重化工业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重化工业就意味着越南无法生产很多产品；三是越南熟练工人数量远远不够，缺少熟练工人意味着即便有机器也生产不出一些产品。这几方面使得越南的供应链运转都很成问题。

    供应链网络的运转不仅涉及硬件问题，也涉及软件问题，比如劳动力素质。复杂劳动并不是简单劳动加总的结果，复杂劳动附着于具体的工人，例如生产口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是熔喷布，中国是熔喷布的主要生产国，但是全世界最好的熔喷布在韩国。熔喷布生产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是“驻极”，就是让熔喷布带上静电荷，进行过驻极的熔喷布对于病毒的吸附能力比没有进行过驻极的要强一倍，所以驻极工艺对于熔喷布的品质非常重要，而韩国生产的熔喷布上静电荷的驻留时间比中国生产的能高一个数量级，设备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工人的手艺。

    中国跟韩国相比会有这样的区别，而越南跟中国相比也会有同样的区别，即同样的机器，越南人做不出来，中国人能做出来。这属于隐性知识，潜藏在具体的人身上，靠长时期的训练积淀才能形成。

    《中国经济周刊》：越南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相似？您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越南有没有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施展：很多人都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跟现在的越南比较相似，你怎么知道若干年后，越南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我在书中曾做出解释，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原因在于越南没有重化工业，也就无法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因为重化工业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因此就需要跟有重化工业的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深度的经济嵌合关系。

    为什么越南无法发展出重化工业？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一系列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重化工业需要高资本投入，相比之下其投资回报率比较差，以及就投资规模而言，它有低就业的特点，而后发国家恰恰是资本匮乏，劳动力充裕。所以纯粹按照市场规律而言，后发国家无法内生性的出现重化工业，而必须得靠政府强行扶持，而这会带来诸如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效率低下等问题。那么越南是否有机会靠政府强行扶持发展重化工业呢？答案是机会也比较渺茫，现在很多工厂在往越南转移，就是因为越南的贸易条件好，因为西方国家愿意与越南合作，前提是越南必须保持自由市场经济，而这就意味着靠政府推动来发展重化工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一旦越南放弃自由市场经济，强行靠政府推动来发展重化工业，那么它如此之好的贸易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转移过来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两种处境相权衡，越南很大概率会选择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周刊》：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企业是不是大部分还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施展：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成本测算的考虑，其实越南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但仅仅是就非熟练劳动力而言，熟练劳动力数量严重不够，因此熟练劳动力成本并不比中国便宜，以及就算给钱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人。另一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贸易环境。很多企业纯粹就是因为关税原因，一些企业负责人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就不会到越南，因为得付出很多额外的管理成本，同时面临人员、语言、文化的磨合问题。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管理成本实际上影响很大，但是人们经常注意不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文化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如何进行各种各样的价值优先级排序。比如对越南人来说，下班之后手机就会关机，如果打电话找到他，他会很不高兴，认为侵犯了他的私人时间。甚至我访谈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我，如果把越南人提拔当干部，有很多人并不愿意，因为那意味着要负更多的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企业在行业上有相似性吗？哪些产业未来会更可能向越南转移？

    施展：什么样的企业都有，不过，高科技企业转移出去的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低技术环节。我们可以画一个象限表，它的横纵坐标分别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以及供应链的复杂度，那些供应链复杂度高、劳动力成本占比又低的产业肯定不会转移。而供应链复杂度低、劳动力占比高的产业能够转移出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应该转移出去，目前往越南转移的很多产业都属于此类。然后供应链复杂度高、劳动力占比也高的产业是否转移出去取决于市场，比如产品最终出口欧洲而非美国，那么没必要也不会转移出去，而且这种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需要靠近中国，因为得跟中国的供应链相结合效率才会高。

    比如像生产玻璃就对供应链的复杂度要求比较低，但是玻璃跟玻璃不一样，有些玻璃的生产过程需要特殊工艺，而要完成这些工艺就得使用额外的设备，付出额外的成本，除非这种玻璃在当地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否则付出这些额外成本在当地生产就不够划算。比如我在越南曾到访冰箱厂，负责人告诉我冰箱门上的玻璃是一种特种玻璃，在越南本地生产就不划算，因为市场规模小，还不如从中国进口划算。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疫情未来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多大的改变？

    施展：我的结论是绝大部分产业不会从中国撤出，因为绝大部分产业与安全不相关，都还是从成本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一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会撤出去，但那些产业在整个制造业当中所占比例不大。

    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通常来说都是引领技术前沿的产业，西方国家重建起相关产业后，有可能跟中国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对应的可能会有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而西方在技术迭代上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意味着一旦形成两条平行的技术路线，若干年之后，他们会形成一轮新的技术迭代，中国很有可能跟不上，到那时就会真的遇到麻烦。